中评社╱题：“战略稳定与战术博弈并行：元首会晤后中美关系发展前瞻” 作者：信强（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刁国轩（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次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幷围绕相互关切的核心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包括确立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涉台红线与风险管控的“再确认”、对经贸与科技竞争的“阶段性止损”，以及针对地缘政治热点的立场沟通与协调。展望未来，中美两国有望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基调，在两国元首外交机制化安排的引领下，逐步重启或强化在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但与此同时，中美结构性矛盾幷未根本改变，美国对华遏制和打压也不会停止，两国在战术层面的博弈和竞争仍将延续，双方交往前景和实际合作成效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磨合与检验。
2026年5月13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幷同习近平主席举行多次元首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和战略性沟通，幷在此基础上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这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激化、两国关系紧张与对抗不断升级以及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中美双方试图重新校准航向、稳控大局的关键会晤，也为促进两国关系走向更加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提供了强大动力。
一、“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新定位的确立
在中美关系的顶层定位上，本次元首会晤创造性地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概念，习近平主席更是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权威而具体的阐释，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幷号召两国应做出相向而行的实际行动。〔1〕回顾历史，中美关系定位的话语演变深刻反映出中美大国交往和博弈的演进历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双方对彼此身份认知的变化轨迹。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美两国经贸、科技、社会纽带日益紧密。美方认为，与中国展开全面接触幷推动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其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体系，将有助于促进美国自身的利益。因此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后，双方宣布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两国建立健康稳定的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实现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2〕随着两国战略与政治互信的逐步加强，中美经贸关系也在1999年签署双边市场准入协议后迅速升温。小布什上任后，尽管前期一度对中国态度强硬，但“9·11”事件后的反恐合作成为了两国关系的黏合剂，两国经济更是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与小布什就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强调两国要“加强对话、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3〕在奥巴马任内，中美关系虽因美国推行“印太再平衡”战略而多有龃龉，但是合作依然是两国关系的主流。2009年在奥巴马访华期间，双方提出要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美方也表态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4〕2013年，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其核心要义在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5〕虽然奥巴马政府在最初曾接受幷使用中方首倡的这一定位，但随后却因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摩擦和矛盾不断上升，又转而采取谨慎回避态度，以免压缩其自身的政策空间。
而在特朗普于2017年1月首次上台执政之后，中美关系逐渐从此前的合作范式转向战略竞争与对抗范式。特朗普将中国贴上“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等各色标签，宣布“世界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幷且通过贸易战、关税战、高科技管制，操纵台湾、南海问题等方式，不断挑衅和打压中国，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拜登上任后延续了这一趋势，进一步将中国称为“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日益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者”，同时将对华竞争深度嵌入民主同盟、供应链安全、技术联盟和规范秩序竞争等议题之中。〔6〕这也标志着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重心、以长期系统遏压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由此基本成型。〔7〕对于美方的种种打压举措，中方则始终坚持中美“大国相处之道”应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指出美方的战略竞争叙事和零和博弈思维使其对华政策出现了认知误判，使得中美关系被引入危险方向，也必将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
在此前多年中美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本次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提出，反映出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双方在经过多轮试探性出牌、正面对撞和交锋以及阶段性“止损停战”后，初步达成了某种“脆弱稳定”的博弈格局。中方强大的反制能力无疑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冲击，也令特朗普政府认识到必须对中美关系进行必要的管控，保持基本的稳定，以免令美国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这也是特朗普此次愿意接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维持中美“休战”局面，避免双方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8〕从概念内涵上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创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建设性”意味着中美关系稳定不能只是消极维持现状，而应谋求主动合作、积极沟通、良性互动，积累利益增量。诚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幷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夯实和拓宽中美合作的利基。第二，“战略”旨在着眼全局，着眼长远，从大国长期博弈、全球格局变动层面奠基定调。在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互动提供顶层框架的同时，也要求双方承担大国责任，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和全球公共安全。第三，“建设性”和“战略”最终的落脚点则在于实现“稳定”，意味着中美两国一方面承认分歧和竞争不可避免，但更须致力于管控风险、防止误判、避免对抗，向维持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从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前途命运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尤其是要避免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的核心在于为中美结构性竞争设立规则和边界。尤其是美方已然意识到，仅凭蛮横的对华单边施压无法迫使中国妥协和让步，同时将令美国自身承担高昂代价，于是试图在坚持其利益诉求的条件下，有限地挣脱单一的对华竞争和对抗叙事的束缚，向稳定、对话和合作的方向积极尝试，从而也将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产生深刻的现实意义。例如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在受访中便表示，美方认同中方所强调的，应努力实现“两国关系的战略稳定，以及一种建设性的关系，避免误解引发更广泛的冲突”。〔9〕白宫也在会后成果说明中指出，“两国应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幷邀请习主席于今年秋访问华盛顿。〔10〕由上述可见，这一新定位也得到了美方的认可和接受，预计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双方的核心表述。但这一新定位和新理念能否真正落地，无疑将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此基础上形成机制化、可执行、可持续的政策实践。未来双方关系的真实走向还需在牵涉实际利益的各项具体议题的博弈中进行细致研判和耐心磨砺。
二、涉台红线与风险管控的“再确认”
台湾问题无疑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危险的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两国陷入碰撞甚至冲突当中。随着近年来中美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美方“以台制华”的政策路径持续巩固，打“台湾牌”的措施手段也是不断升级，图谋充分发挥台湾问题在其遏华战略中的工具性和交易性价值。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台湾作为中美间战略筹码的性质初步显现。既不瞭解台湾问题也不关心台海事务的特朗普，频频以突破底线、极限施压的方式强化美台勾连，包括与蔡英文之间的通话、通过多部“挺台”立法、派遣内阁级官员窜访台湾、常态化对台军售等，以配合其“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竞争议程。拜登上任后一方面延续幷强化了台湾问题的“军事化”态势，积极支持台湾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甚至多次公开声称美国将“协防台湾”；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将台湾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观联盟”与“高科技联盟”之中，幷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积极拉拢盟国共同介入台海事务。〔11〕尤为恶劣的是，时任美国众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不顾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悍然于2022年8月窜访台湾地区，引发中方一系列惩“独”遏美的反制措施，也造成2016年以来最严重的台海紧张局势。
而在特朗普再次上任后，美国对台政策在“以台制华”的基本目标之下，因特朗普本人鲜明的个人思维和决策特质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倾向于在对华和对台的“双向交易”政策框架之下，以“成本—收益”视角理解台湾问题，本质上是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最大限度地攫取战略、经贸和科技利益，使得其对台政策具有明显的投机性和工具性。〔12〕在将台湾问题视为对华交易工具的同时，特朗普也认识到美台关系变动必须服务于中美“大交易”的全局，必须对“台独”挑衅行径予以必要的管控，以免使美国收益损失甚至被拖入一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之中。这些政策行动背后无不贯穿着“美国优先”的根本理念，也为本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奠定基础。
在此背景下，作为本次元首会晤的关键议题之一，中美两国针对台湾问题也释放出部分积极信号。首先，中方明确地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位置，幷多次坚决地向美方阐明立场，以及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关键利害，中方的严正立场无疑也得到了美方的重视和理解。会后双方公布的信息均表示，两国元首对台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美方多次表示瞭解中方的立场，幷重视中方所提出的重大关切。其次，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这一具体问题，特朗普在回国途中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与习主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此事，而当被问及是否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时，特朗普则拒绝做出明确答复，释放出不再无条件推进大额对台军售的政策信号。〔13〕尽管在美国国会频繁施压的背景下，尚不清楚近期正在规划中的140亿美元巨额军售能否抑或以何种方式落地，但会晤情况表明，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强调已经对特朗普个人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针对“台独”挑衅问题，美方原有的“不支持台独”立场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清晰化，表现出更强的“反对台独”的倾向性。例如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我们不希望有人说，让我们独立，因为美国支持我们”，也不想“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14〕王毅外长也在记者会中指出，美方“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15〕
总体而言，此次会晤虽然无法改变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矛盾和根本症结，也无法彻底改变美方“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传统立场和战略模糊政策，但显然双方对“共同管控‘台独’挑衅、防止台海局势失控”达成了战略共识，更是对岛内“台独”势力释放出明确的警示和遏制信号。未来如果美方能够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采取切实的行动如暂停和大幅削减对台军售，与中国联手管控岛内“台独”政客的挑衅行径，将有利于两国建立建设性的管控机制，保证台海局势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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