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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东京池袋站前，反对政府放宽武器出口管制的市民正在举行示威。（图源：东京新华社/韩国《NEWSIS》转载） |
中评社首尔5月19日电（记者 崔银珍编译）韩国外国语大学融合日本地区学部教授李昌玟在5月16日发表于《韩国日报》的专栏中指出，日本武器出口管制在50年间经历了层层松动，战后“和平国家”的身份认同也正逐步转向“主动型安全提供者”。他认为，日本政府每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时虽都强调审慎，但实际上其政策边界已从非杀伤领域一步步扩展至杀伤领域；如今的日本，已不再只是“不出售武器的和平国家”，而正转向试图通过掌握武器供应权来介入安全与冲突管理的国家。以下为专栏全文编译：
战后日本长期将“不出口武器”原则视为其和平国家身份的重要支柱之一。自1967年佐藤荣作首相在国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以来，至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时期，武器出口事实上已被全面禁止。此后，随着形势变化，例外逐步累积；到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日本才对救援、运输、警戒、监视以及扫雷这五类非杀伤性装备开放出口。长期以来，这“五类型”一直是日本武器出口的界限。
然而，到了2026年4月21日，这一道界限终于也被打破。高市早苗内阁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用指针，废除了“五类型”限制，原本被限定在非杀伤领域的武器出口由此扩展至杀伤领域。自1976年事实上禁止武器出口以来，日本先后经历了2014年仅对“五类型”有限解禁、2023年允许出口许可证生产品的成品、2024年允许将下一代战斗机（GCAP，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出口至第三国等一系列变化，累积下来的调整终于跨过了临界点。每当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时，日本政府都会强调审慎，但其后总会出现下一阶段的推进。渐进但不可逆的演进，这正是日本安保政策一贯呈现的模式。
主导废除“五类型”限制的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公开说明了这一决定背后的产业动机。他指出，正如乌克兰和中东所显示的那样，在长期冲突时代，一个国家必须具备足够的国内装备与弹药生产基础。工厂必须维持一定开工率，因此在和平时期，应向“同志国”出口以维持生产线运转；而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则可将这些生产线转为自卫队采购之用，同时通过控制对外出口武器的零部件与弹药供应，将本国需求置于优先位置。这意味着，长期停留在美日同盟保护伞之下的日本，正将自身位置逐步转向武器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也就是从被动的和平国家转向主动的安全提供者。
这种转向也伴随着逻辑的倒置。小野寺在同一采访中批评称，认为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会使日本被卷入战争的看法，不过是冷战时代的思维。相反，他认为，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能团结“同志国”以提高威慑力，就无法保卫日本。更进一步，他主张，若日本武器的进口国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日本还可通过切断零部件与弹药供应，比外交手段更有效地制止冲突。也就是说，不出售武器并非通往和平的道路；出售武器，并通过掌握其供应权来控制冲突，才是通向和平的方式。
武器是一旦后续零部件与弹药供应被切断便无法运作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器交易本质上是一种会使购买方产生长期依赖的交易。而当日本成为这一关键节点时，也就意味着，对后续供应的控制权将集中于日本手中。正如小野寺所言，若要使这种供应权真正成为维护和平的工具，其前提在于掌握这一权力的一方必须持续保持自我克制。然而，自我克制并不是制度。正如50年的封锁在50年间逐步松绑一样，这种自我克制也终将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松动。在这种松动的尽头，日本最终将以何种国家姿态重新出现，承载殖民与侵略记忆的周边国家，正以最沉重的心情注视着这一进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