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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之风 山高水长
－－缅怀汪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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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旗（北京）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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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4日晨，惊闻汪老去世的噩耗，悲戚莫名，至为哀恸。痛惜海峡两岸失去了一位睿智宽容的长者，两岸关系发展失去了一位务实的推动者，台湾同胞失去了一位能倾诉衷肠的挚友。汪老的去世，无疑是海峡两岸人民的重大损失。
我与汪老相识交往十余年，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见面或电话交流，有幸聆听教诲，此时追忆起往事中的点点滴滴，深切地感到汪老对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与促进祖国统一的贡献远非几纸言语、数篇文章所能涵盖，但还是试着用文字表达出来，算是“文以载道”、以文祭奠。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老任会长。当时两岸政治僵局难破，但在大陆和平统一政策和蒋经国生前开放探亲措施的共同推动下，两岸经贸交流、人员往来持续扩大。汪老秉持中央对台政策大要，把握时代脉络，执掌海协会推出各项举措，充分展示祖国大陆对台湾方面的善意，以政治智慧和诚意开拓了两岸政治隔绝之下新的交流领域和民间沟通模式。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1992年两岸达成的两会事务性商谈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其后，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辜会谈” 签署了“四项”协议。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民间机构代表官方磋商的新阶段。“汪辜会谈”的意义在于明确了两岸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发展方向是中国统一。汪老在两会磋商中调和鼎鼐，以宽容的态度和高超娴熟的谈判艺术，使两岸在经贸交流、人员往来中衍生的“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信函查询”等问题得到解决，在保护台商权益和共同打击犯罪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这使两岸民间往来更加规范，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其后，由于国际局势变化，大国关系调整，特别是1995、1996年台湾当局领导人倚仗某些国际势力的支持，顽固推行分裂路线，致使第二次“汪辜会谈”无法进行。但是，汪老和他领导的海协会始终没有停止和台湾各界人士广泛沟通。1997年11月他在会见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时，针对两岸政治分歧，从历史上国共两党内战造成两岸暂时分离的角度，谈到只要两岸追求统一，在一个中国内涵的界定方面，应包括两岸同胞共同参与国家的整合。1998年5月他会见台湾“中华台海两岸和平发展策进会”会长林洋港时指出，中国应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祖国，统一问题，可长可短，对台湾民众求安定、求和平的心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和平的两岸环境有利于统一，同样也会被岛内分裂势力利用，大陆坚决反对“和平分裂”，主张和平统一。这些论点站在前瞻未来的角度，着眼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符合两岸关系的状况，符合历史趋势。1998年暑夏的一天，汪老与我就两岸关系的一些理论问题长谈，他强调：中国的和平统一政策绝非权益之计，而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基于对国家未来发展和选择现代化道路的大判断；是基于对冷战后期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基于对两岸关系新的思考，反复权衡而作出的战略之举。那次谈话促成日后我撰写了《关于一个中国内涵论述的理论思考》翌年发表在香港《中国评论》月刊上。
1998年，经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恢复了中断5年的两会交流并实现了“汪辜会晤”，达成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政治议题对话、汪道涵访问台湾等“四点共识”。其后，汪老即着手准备1999年的“台湾之行”。汪老对访问台湾极为重视，希望此行能对中国近代历史一些问题进行厘清并纾解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记得筹备访台时一个重要行程是安排汪老到台湾某大学演讲，我承担了演讲稿的撰写工作。汪老在融会中央方针的基础上，明确要求演讲稿内容要充分地体谅台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历史遭遇，充分体谅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有着特定体验和看法。比如：一些人认为他们与中国的内战与两岸军事对峙无关，他们只想通过选举方式让台湾人“出头天”，而不愿意触及两岸统一问题。所以，要强调我们无意将国共对抗的历史包袱加诸于台湾民众身上，我们理解台湾同胞特殊的历史体验和心态。在谈判问题上，我们已经因应了岛内政治转型，主张“两岸平等协商”。我们更注意到、并尊重台湾社会变迁的现实，考虑台湾特殊政治生态，提出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参与到促进两岸的政治谈判的过程之中。那次汪老还专门嘱咐我行文措辞一定要融会中央的大政方针，要体现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样对待敏感议题的豁达态度。
当时，汪老所思考的是：历史不能回避，对台湾同胞的歉疚不能因为历史变迁而付之阙如，要有勇气替前人担负历史责任，以包容开宏的眼光看待岛内民众的“悲情意识”和两岸关系的未来。要与台湾各界、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政治的对话”“历史的对话”、“民心的对话”和“未来的对话”。两岸和解直至统一是为中华民族置下可长可久，有容乃大的“恒产”，是为两岸人民开创长期安和乐利的生存环境。
然而，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使汪老赴台访问终难成行，台湾同胞失去了一次在岛内直接体验中国共产党人胸怀的机会，实为憾事。2000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基础面临严重挑战。汪老与海协会坚持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一贯立场，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同时不停顿地致力于全面推动两岸各项交流。这一时期，台湾政界、工商界、知识界著名人士来大陆每每提出拜会汪老，只要有时间他都同意见面，注意倾听他们的想法、建议，会见时汪老总是随时作笔记，甚至对谈话中提到的一个数字、一句民间谚语，都记得很仔细。他在会见各界人士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与学界名流、台湾前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先生的会谈，汪老知晓沈君山教授学养深厚又精通围棋，就从行棋布局讲起，说道两岸关系发展如同弈棋，需要规则就是“一个中国”，这是基础。布局、中盘、收官循序渐进，关键是把握好过渡阶段，避免在布局和中盘时就使用收官所用的“缁铢必较”。那时两岸对统一问题，大都注重未来结果，现实政策往往与实现谈判稍有距离。较少顾及和研究统一之前两岸关系过渡阶段的理论和实际事务，没有营造可以回旋、调节政策的中介地带。后来我在汪老启发下，研究两岸问题中提出了以“不统而统”对应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渐进台独”，以及通过实现全面“三通”促进“两岸社会一体化”等策略观念。
今年1月，辜振甫先生去世，汪老亲自写唁电并派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和秘书长李亚飞代表他赴台吊唁。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连战、宋楚瑜和郁慕明等台湾在野党主席相继来访，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发展两岸关系的诸多共识，大陆也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台湾民众的优惠措施。来访中连战主席、宋楚瑜主席都专程到上海拜会病中的汪老，这本身就意味着代表台湾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汪老的敬重和对他长期推动两岸关系的肯定。汪老的去世令人惋惜、悲痛。但汪老走前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台海形势出现了新变化，他看到了两岸关系发展不可阻挡的经济、社会的融合和一体化进程，特别是看到了2005年底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后岛内主流民意的变化，看到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支持“台独”，希望两岸和平，希望能搭上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这些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活动的积极因素是包括汪老在内的各方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汪老担任海协会长十五年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上可谓“厥功至伟、彪炳史册”。
其一，在两岸政治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开启了民间接触、协商对话的机制，形成了通过“两会”的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谈判，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模式。
其二，创造性地提出了两岸共同促进中国统一的论述。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讨论”。这是汪老历史地、辨证地从现实未来的角度为两岸谈判找到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其三，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坚决遏制和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了解台湾各阶层民众的思想脉络，本着解开台湾民众的“历史心结”、纾解台湾“历史悲情”的胸襟，提出一系列对台政策思考和对民众的优惠措施。
其四，提出许多建设性、前瞻性的思路，通过两岸民间来往、经济交流、事务性商谈等领域为两岸政治谈判的最终实现搭桥铺路、创造契机。
我与汪老年龄上有辈份之隔，依照中国古话是“忘年之交”，每次拜谒请益，都如沐春风，为他广博的知识、睿智的思路所折服，恰处岚山，似逢霖溪。他除了深通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对国际政治、经济都有高远的见解，经常鼓励青年学人要视野开阔，以博学扎实的学术专业来观察思考问题，以务实灵活的态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汪老时常鼓励我将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一些思考条理化，理论化，并强调关注两岸关系时其他领域的见解不能忽视，要了解国际关系和中外历史背景，要旁征博引、触类旁通。1998年在一次学术会上，汪老希望我运用所学哲学、文化、历史专业将20世纪一百年的人类观念形态发展过程做一深层思索，我用了两年时间写出《百年的沉思回顾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一书，出版前汪老欣然同意以他的“中华文明与世界潮流”一文作为该书序言。
汪老对中华文化可谓情有独钟，对西方文化的精华也能广纳海涵。海内外各方之所以愿意和汪老交往，是与他具有儒雅睿智、博学慎思、待人宽厚的人格魅力分不开的。1998年2月，为当年夏天克林顿总统来访做准备，中美双方在上海进行了高层学术对话。汪老在那次会议上纵论国际大势，从中美关系谈到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和经贸问题，他的精彩演讲和会上与美方的对话，给中美与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也为增进中美高层之间的相互了解提供了机缘。汪老学识渊厚，一生最大爱好是读书，他时常购置新书，从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科技理论到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名人传略等，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一次，我到上海参加汪老主持的一项工作，在衡山宾馆晚宴时，汪老谈到研究世界史一定要读一本书，他信手在餐厅菜单上写下了:“《世界文明史》多卷本，东方出版社，着者（美）杜兰”。
2001年11月我去上海拜见汪老，他向我推荐了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范丽菁的《台湾的变局》、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战略新三角》等书并请我在北京代购《苏联70年的执政策略》、《美国学者论中国安全》和《21世纪的中美关系》。他尤其愿意与读书人交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并为之排忧解难，上海期刊收藏家胡从经教授就曾得益于汪老的帮助，使其十数万册珍贵书刊能有栖身之所。汪老在中华传统文化领域也射猎颇广，典章辞赋、琴棋书画都有很高的品赏能力和造诣。2002年底，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沈阳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晋唐宋元书画珍品展”，汪老以87岁高龄数度观赏，还专门打电话希望我到上海观看。一次在谈到杭州“西泠印社”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旨趣时，他说不论人们从事何种功业，闲暇之余应当有健康的爱好和寄托，或读书，或寄情山水、艺术品赏。当年“西泠印社”那批人以治印寓修身处世，方寸之间尽得品味。今天，读书和积极向上的文化爱好应当是在消费社会的人们不至沉沦的重要修养方法之一，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立“文明礼仪的书香社会”。
待人宽容是汪老个人魅力最突出的特点。与汪老十多年交往，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如何处事做人。他把对台湾民众的爱心、关心、信心贯穿于对台工作始终。他坚定地反对“台独”及其分裂活动，主张对台湾岛内的“民意”应了解、理解、引导，但不能“逢迎”。他深信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深信台湾民众在经历了特殊的历史遭遇后，会本着理性务实的态度和祖国大陆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他始终想着如何对台湾民众的历史遭遇予以心灵和政治方面的补偿，想着如何对台湾民众曾经受到的伤害担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记得1998年，当时两岸关系紧绷，我陪同汪老去日本参加“中美日三国战略对话会议”，他在主题演讲中特别提到中国政府的和平统一政策建立在，始终理解台湾地区民众的历史遭遇，特别是感同身受地理解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和1947年岛内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民众造成苦痛，大陆会考虑以负责任的态度在适当时候向台湾民众作出历史交代并在两岸交流的措施上予以关心。当他讲的这些内容时，会场旁听的许多旅日华侨中的台湾同胞当场落泪，无不为祖国大陆的诚心所感动。
汪老人格魅力的另一个体现是为人谦和、注重和解。与汪老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他愿意倾听各方面意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对不同意见，他总是试着去理解，善于在交流中感染并影响对方。民进党在岛内尚未执政时，一些人士以私人身份来大陆时都愿意与汪老交流，并为汪老的个人魅力所折服。汪老做事认真、周到。对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第一次“汪辜会谈”筹备中。汪老每一件事都亲自过问，甚至送给辜振甫先生的礼物都费了很大心思。汪老说辜先生喜欢看京剧，是水平极高的“票友”，希望能带给他大陆这方面的礼物。当时我们推荐了《京剧大家唱》光盘给汪老，后来这套光盘就成为汪老送给辜先生的见面礼物之一，汪老待人诚恳由此略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汪老在两岸同胞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汪老注重与人交往的细节，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思路和观念既有远见卓识又有具体操作的办法。他“屡以大略益趋大势，数经契机成就至功”。而“以民心为依归，视同胞为至亲”又是汪老思考两岸问题的出发点，他关心岛内民意变化，从战略宏观的高度把握问题，从细小微观的角度处理问题，既重视定性分析，又注重量化计算，以理服人。汪老理论修养很高，他关心国际形势变化，关心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各方面思潮，能把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分析研究，进而提出战略性、前瞻性的看法和意见。汪老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讲中庸、重包容，注重以对话的模式处理问题。他所推崇并身体力行的中华文化智慧和精神，是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斡旋之地和折冲平台，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的睿智哲思。
汪老一生经历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1世纪的前几年，他的经历和修养造就了他的智慧和事功。我们面临着新世纪的展开，回首20世纪，人类经历了社会革命、世界大战、殖民地解放运动和冷战之兴衰。而今，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此次变革要比20世纪任何一次变革剧烈的多，在展现人类发展广阔前景的同时，全球性问题也更为突出。特别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很可能将各种潜在问题以大规模社会、自然生态灾难的形式爆发出来，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迟滞或倒退人类的文明演进。在此背景下我们理应思考：两岸何不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关注全体中国人的命运，抛弃历史包袱，捐弃前嫌，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共同参与全球联合解决诸如制止战争、消除贫困、规范金融、普及教育、建立与人类道德协调一致文化价值观，构筑平等对待各种文化文明和谐关系，建立公正的世界新秩序。中国人应当有更高、更远的眼光和更为开阔的胸襟。汪老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所作所为，正是在这些大的层面上给关心中国统一的人们以极具心灵震撼的启示，每一个对历史和中华民族利益有责任心的人，都应当平心静气的做一些理性的思考。
汪老去世了，但他的风格和精神永存，他留下的处理两岸关系的很多政治财富值得借鉴和继承。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后来者承接他的遗志，就是要延续他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包容的精神和前瞻的眼光，延续他注重在历史与现实辩证统一中寻求解决问题途径的精神。当务之急的是在遏制“台独”势力分裂活动的同时，体谅台湾同胞的历史遭遇，尊重台湾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全面思考如何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为两岸关系发展寻找新的契机；全面思考如何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经验、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来规划两岸的未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社会融合是汪老一直主张和倡导的；尊重、理解和争取台湾民心也是汪老长期所关注和实践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和海峡两岸的春秋大义，是仁者的思想和智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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