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当局无权缔结两公约，但持续推动两公约“内法化”，建构其顺应国际人权体系的形象。自2000年起，台湾当局陆续在“总统府”“行政院”和“监察院”设立了相关组织，但其正当性备受质疑，实际效果也饱受争议。台湾当局的人权自行报告制度为其拓展“国际空间”提供了可乘之机。“大法官”对两公约的引用体现了两公约在台实践的有效性，也展示了台湾当局在国际公约与内部规定之间的平衡术。然而，在两岸关系领域，台湾当局常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忽视甚至侵犯人权。在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反中拒统”的氛围下，台司法机关也倾向于无视两公约的规定，回避对台湾当局歧视大陆居民的措施进行实质审查。这凸显了台湾当局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双重标准”，也表明了其将人权两公约“内法化”的虚伪性。
国际人权两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文合称“两公约”）——自诞生起即为全球最重要的人权法律文件。作为非主权实体，台湾当局无权缔结两公约，但持续推动两公约“内法化”，建构其参与国际人权体系的形象。然而，在两岸关系领域，台湾当局自两岸双向交流之初就罔顾人权规范，对大陆民众采取歧视政策，30多年来幷无实质改观。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台湾当局更是以所谓“安全”为由，推出以“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为代表的禁止和限制性规定，严重侵害两岸民众的正当权益。赖清德于2024年5月上台后，一方面标榜人权是“台湾与世界交朋友的共同理念价值，更是世世代代要珍惜守护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以相关言论“危害国安”为由，取消三名陆配在台依亲居留资格幷限期离境，迫使这些家庭妻离子散。上述差异化的政策凸显民进党当局人权标准的虚伪性，与国际人权公约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也使两公约在台实践效果备受质疑。
本文以台湾当局选择性施行两公约为问题意识，旨在揭示其人权实践的双重标准。为此，本文首先回顾两公约在台“内法化”的历史背景，梳理台湾当局试图“参与”国际人权规范体系的进程；其次，分析台湾当局将两公约“内法化”的具体实践，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立、监督机制的强化以及“大法官解释”中对两公约的引用，从而展示台湾当局关于两公约实践的总体图景；作为对比，本文第三部分关注台湾当局在处理两岸事务中的“人权”话语，围绕大陆居民在台的权利保障问题，重点剖析不同政党在此议题上的政策差异，及台法院对此所持的摇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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