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汪道涵在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研究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殊不知他在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研究领域里的涉猎面更要广博的多。自 1995 年起，我担任由汪老创建并任主席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后改为主任），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研究和协调工作，耳闻目睹他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独到见解，深受启示和教益。
睿智儒雅 博大精深
汪老知识渊博、记忆力强、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善于对复杂问题深入探研，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的一致评价，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中美关系与两岸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他高度关注所在。但他特别强调，要研究中美关系，首先要研究美国、了解美国。记得他经常强调以下这几点：要研究美国经济，经贸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将日趋重要；要研究美国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必然影响中美关系；要研究美国国会，不了解它，就难以搞懂美国政策的多面性和多变性；要研究美国的传媒，它是美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又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形成制约；要研究美国的宗教和族裔问题，如美国的犹太人，搞清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了解美国。看看中美关系这些年来走过的历程，汪老强调的这几点有多么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他同样重视研究日本，认为要发展中日关系，双方必须加强交流，促进互相了解。他在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各界都有许多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他曾让我起草过给日本方面的一些回信，有给日本电气和野村集团研究所负责人的， 有给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教授的，也有给前大藏相和政党领导人的， 信中谈的大多是改善中日关系、促进中日交流的话题。 2001 年初，我陪汪老见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山田辰雄教授。 汪老首先向山田教授详细了解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 随后又请教授就解决中日间历史问题和改善中日关系提出建议。对山田的建议，汪老十分重视，又找了几位专家一起研究，最后写成材料上报。
汪老也十分重视俄罗斯研究。每年11 月在上海召开的俄罗斯问题研讨会，他几乎每次都要参加，还参与讨论、发表看法。最后一次是 2003年11月，他仍抱病与会， 虽没有讲话，仍象以往一样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还认真记录。临离去时，他还向自己熟悉的学者们一一道别 , 这是许多研究俄罗斯、中亚的学者最后一次见到汪老。
令我惊讶的是，汪老对犹太研究也十分投入。 1997 年的一天晚上，他要我陪他去见美国犹太裔金融家摩里斯﹒奥菲斯（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董事会主席），并让我随带一些中国出版的犹太学书籍。 见面后，汪老将我带去的书赠给奥菲斯先生，并向他详细介绍了每本书的内容，从中可见他对犹太文化、历史，特别是美国犹太人均有深入研究。他经常叮嘱我要注意研究美国犹太人，要重视研究犹太教，还多次要我找有关这两方面的书和资料给他。后来，汪老还担任了我们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
汪老特别重视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问题。记得在中国进入 WTO 前后，汪老几乎每隔几天就要把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学者召集到一起研讨相关问题。他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过程中不时插话，经常问的是：“你这个看法的根据是什么？” “有没有具体数据？” 他特别重视中国加入WTO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多次就此召开专题研讨会。他也很重视 WTO 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亲自与龙永图先生一起主编了有关 WTO的读本。
汪老十分重视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新问题。 2001 年初，他在听取出访归来的北京学者汇报信息经济和信息安全问题时指出：“对这些新问题，我们一是要虚心学习，二是要加强研究，不能虚心学习，就无法推进研究”。近年来，他在病中还很关注一些全球性问题如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恐怖主义、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问题。
对一些人们不太注意的发展中国家，汪老同样注意进行调查研究。 1995 年我陪他出访马来西亚，他每到一处都要向接待他的马方官员、学者提出许多问题，有的一时没听懂就再次提问，真正是不耻下问。 他对我说：“我对马来西亚不了解，这次是学习之旅，大长见识”。 1996 年江泽民主席出访非洲前，他与我们一起涉足不太熟悉的非洲研究，经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几次研讨后形成一个分析报告，又经他反复审阅修改后上报。他还多次提醒我们要加强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研究。
汪老嗜书如命，读的书古今中外、政经文史无所不包。我们经常看到他在上海社科院门口淮海路上的三联书店里专心致志地阅读，有时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有一段时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将赠给他的《现代国际关系》寄到我这里，由我转交给他。我发现他每期都读得很认真，对其中重要的文章还作点评，或推荐给我们阅读。他经常说，读书就是生活，其乐无穷。我想，这正是他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扎实底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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