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3时半，我如约准时进入汪老办公室。将近五年没有见过汪老了，汪老还是那样精神矍铄。一见面，汪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五年没有见面了！”我又惊讶又激动，惊讶汪老记忆如此清晰，感动汪老还记得我这个后辈。汪老说：“下星期就要去新加坡和辜振甫见面，请你来谈谈有关的情况”。我向汪老详细汇报了自己五年来研究台湾问题的认识和体会，陪我去的几位同志也应汪老的要求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汇报过程中，汪老多次提问或发表简短的评论。我清楚地感觉到，汪老固然十分重视即将举办的第一次“汪辜会晤”的各方面准备工作，但汪老更重视对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关系的总体把握，他是把“汪辜会晤”置于这个大背景上来推进和完成。应我们的请求，汪老详细地谈了他对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关系和第一次“汪辜会晤”的看法，完全验证了我的感觉。原来通知说大约谈一个小时左右，但我们离开汪老办公室时已经过了七点半。尽管原订的晚上的活动安排都取消了，可是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确实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和汪老的这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汪老对实现祖国统一和对台湾同胞的炽热感情。可以说，汪老不只是从完成工作任务的角度来推动和实现“汪辜会晤”，来看待和做好海协会的工作，而是满怀强烈的感情来做这一切。汪老几次说到，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投身抗日战争，就是为了中国的富强、统一，显然他是把现在的工作视为他青年时代和毕生的理想的一部分。我清晰地感觉到，每当说到这些时，这位神定气闲的长者都流露出一丝内心深处的激动。汪老对辜振甫先生的瞭解、尊重和关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的炽热感情。当有人提到辜老的一段历史时，汪老斩钉截铁地说，“当时的情况复杂得很，不要轻易给辜先生下结论！再说了，辜先生现在愿意为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而努力，我们就要信任他、欢迎他！”汪老还说，“辜先生很喜欢京剧，我也喜欢京剧，这次我准备了一套京剧唱片做礼物送给辜先生。”汪老的这种炽热的感情打动了我，也感染了我。我深深体会到，汪老其实正是把他曾题写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体现了推动祖国统一的事业中、海协会的工作中和推动与实现“汪辜会晤”中。
在和汪老的这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实现和平统一的强烈期待。汪老在插话和谈话中多次说到，“国共两党打了几十年，不要再打了；坐下来谈嘛，都是中国人有什么谈不拢呢？”“和平统一好，武力解决结下仇，几十年恐怕都难解呀！”“不要急嘛，谈通了才能统一。”当时，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第一次“汪辜会晤”即将举行，并不存在后来出现的那种对“和平统一”前景的强烈怀疑，显然这反映了汪老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与统一后中国的繁荣、稳定的关系的深入思考。正是由于已经形成深刻的认识，在以后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中国统一的进程发生重大曲折时，汪老始终保持着冷静并充满信心。
立足非敌非友 把握亦敌亦友
1995年9月上旬，我得到通知，说汪老来北京，准备开个小会，找几个人对中美关系议一下。开会那天，由于路上发生了严重车祸，道路几乎堵死，我赶到会场已经晚了近一小时。当我很不安地进入会场时，汪老对我微微一笑，示意让我赶紧入座，会议继续进行。当时冷战结束三年多，第一届克林顿政府任期刚过半，美国及我们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夸论十分热烈。如何对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定性，在此基础上把握中美关系的前景，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汪老来北京召开这个小会，表现了他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关心和重视。会议的出席者不到十位，但讨论、争论十分热烈。可以说，以后十年中关于中美关系的争论在此已见端倪。汪老强调，他是来听大家的意见，所以他没有做全面、系统的讲话。但从汪老的多次插话和提问中，还是可以知道他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性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
通过插话和提问，汪老对一位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关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关系的观点，表现了很明显的兴趣。针对有人认为冷战后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甚至主要敌人的观点，汪老一再提问，“这么说，有确定的根据吗？”“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主要敌人的理由是什么？”“中美之间会出现美苏对抗那样的全面、严重对抗吗？”汪老明显地认为，即使冷战后中美之间的矛盾会增加，但中美之间不会出现当年美苏之间那样的全面、严重对抗，不仅因为这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而且更因为中国没有、也不应该把美国视为自己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同样，美国其实也没有把中国视为自己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汪老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这是美国的特点，甚至是优点，尽管美国确实有人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主要敌人，但美国政府十分务实，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很强调所谓的美国价值观念，可是他们更重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他们知道中国不仅不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且中美合作有利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汪老还说，“当然，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以后也不会是。”可以说，汪老认为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定性为“非敌非友”关系是可取的。
通过汪老的插话和提问，我感到他重视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性，目的在于在这一定性的基础上把握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汪老几次说，“说中美关系‘非敌非友’的关系是对的，但还不够，还应该加上一句，中美关系还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就全面了、完整了。”汪老还说，“‘非敌非友’就是指中美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合作。”“‘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是一种‘四不像’的关系，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就是这么复杂的关系！”很明显，“亦敌亦友”正是汪老对于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的把握。我理解，汪老用“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来概括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就是要突出其复杂性，就是要强调我们不仅要重视中美间的矛盾、更要重视中美间的合作。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重视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难，而重视中美间的合作都不是经常可以做到的！
从1995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一再证明了汪老当年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概括是正确的。十年中，我不知多少次讲述中美关系，每次我都要将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每次我要说“这是汪老在1995年提出的，”每次我都强调，“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正确的！”
1995年以后，我没有机会与汪老象以前那样近距离、长时间的直接接触，但汪老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长者、智者的深刻印象。得知汪老走了的消息后，几天来在深切怀念的同时，我总情不自禁地想，汪老是他同时代的人当中的幸运者，他不仅是最后走的人之一，因而看到了近几年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今年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变化，而且更因为在他生命最后十几年中，他的抱负和智慧都得更加充分的施展、发挥！
汪老走了，而祖国还在发展，事业还在继续。我在深切怀念汪老的同时，也为汪老感到欣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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