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朋友来电话告诉我，汪老已在早上走了。放下电话，悲痛和惆怅一起袭上心来。其实，几个月来，尤其是最近一个月来，就不断有消息说汪老的情况很不好。但得知汪老真的走了，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我是1988年夏天认识汪老的。1989年夏天以后，特殊的际遇使汪老受到很高的尊崇。但在我心目中，汪老一直是一位宽厚的长者、睿智的智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老就留下的，并且在以后的接触中不断加深的深刻印象。
关注中国改革 纵论世界大势
1988年夏天，我的老领导宦老（宦乡）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长海医院）做肝部手术，我陪同照料。当时，汪老已从上海市领导岗位退下，经常到医院和住处（兴国宾馆）看望宦老，我因此得以认识。由于琐事繁忙，而且须往返京沪之间，所以我与汪老的接触并不很多，但不多几次的接触却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我早就知道宦、汪二老是很亲密的朋友，但亲见汪老的风采，则是从这时开始。每次汪老来访，二老总是略做寒暄即开始热烈的议论。当然没有固定的议题，但议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世界大势。二老议论风生，时而抚掌大笑，时而互有争辩，但最多的却是共同的切磋、分析。我陪坐一旁，亲耳聆听两位长者、智者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最高水准的宏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有时还情不自禁不揣冒昧也发上几句议论，二老从不以为迩。至今认为，那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最难得的机遇之一。
宦、汪二老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发。到1988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就在前一、二年已发生若干重大事件。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如何、怎样才能坚持和更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引起了许多人关注和思考，也是二老每次议论的主题。二老的经历不同，因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基本的结论却完全一致。二老都坚定认为，中国不改革开放不行，尤其是不改革决无前途，必须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二老同时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到了一个重要时刻，既要坚持，更要认真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已经暴露和可能暴露的诸多问题，只有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才能坚持改革开放。
由于1949年以来，汪老一直在经济部门和省、市担任领导工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有更深、更实际的认识，因此在议论中经常有鞭辟入里的精彩看法。有不少我至今还有深刻印象，如改革开放一定要让老百姓都得到明显的实惠、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要严肃处理腐败问题，以及须充分重视上海的发展及其作用，等等。显然，汪老不仅是个智者，也是个实干家。对此，宦老也颇为欣赏。
宦、汪二老议论的另一个主题是世界大势。当时，很多迹象都显示，世界正在酝酿剧变。毫无疑问，世界的剧变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世界是否不会发生剧变、如何剧变，剧变后将出现什么样的世界，以及世界剧变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等，受到二老的高度关注，有许多透彻分析和精辟看法。1987年7月，宦老就曾在一次报告中对世界正在酝酿的剧变发表了系统、深刻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四句话”，即“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四句话”一经提出，即有人非议，实际上到1989年下半年更被有的人斥为“趋同论”的“代表作”，准备对之批判。二老几次讨论这四句话，宦老对之坚持自不待言，汪老也大表肯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汪老几次表示，他最欣赏的是一头一尾的两句，即“一个世界”和“竞争共处”，认为这是宦老最精彩的观点，应该进一步深入阐述并大加宣传。宦老深以为然，但却未能实现，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当时和以后我都曾经思考，宦、汪二老可算是同时代的人（宦老年长汪老六岁），同是上海交大毕业，但个人经历很不相同，宦老是“书生从政”，基本定位是学者而不是“为官”；汪老则是一生为官，而且是高官，二人能如此投缘，表明有一些重要的相同之处。我感到，宦、汪二老不仅都博古通今、学贯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有开阔的眼界和思路，特别是都对振兴中国有终身不渝的强烈责任感。
情系海峡两岸 期盼和平统一
1993年4月中旬，我在上海参加一项活动。当时正是第一次“汪辜会晤”前夕，这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天，上海的朋友找我，说汪老听说我在上海，想约我聊聊，我当然很高兴。我从1988年夏天开始研究台湾问题，这是宦老的嘱咐。当时，宦、汪二老见面时，也经常谈及台湾问题。有一次，宦老告诉汪老，他已经决定担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的会长（首任）。宦老说：“以我现在的状况（指肝部手术后），我已决定什么职务都不担任，但这个会长我还是接受了。”汪老对宦老的决定，非常赞成。现在，汪老担任了海协会会长，直接担负起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交流的重任，我当然很想直接瞭解他对海峡两岸关系、台湾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即将举行的第一次“汪辜会晤”的想法。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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