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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祖国 情系台湾
－－缅怀汪道涵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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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念驰（上海）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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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的早晨，没有如往昔旭日东升，一个深受两岸民众爱戴的汪道涵会长再也没有醒来，他永远长眠了。他走得这么匆促而平静，四天前，他还读着我送上的材料，在分析着台湾的情势，谈笑依旧。这天，是冬至夜，上海刮着少见的狂风，突然，他不支了。第二天他的秘书告诉了我他的病讯，第三天秘书让我去再探望他一次。病房中摆满了仪器，许多医生在忙碌着，他静静地安祥地躺在病床上，熟悉的脸依然白发红颜，只是深深地沉睡着。我只问了一句：“痛苦吗？”他们回答我：“没有”。闻毕我悄悄躬身而退，我知道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眼，这是诀别，他将永远离开我们了。思此，我心如刀割。
我与汪会长熟识是始于1991年，这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成立，汪道涵出任会长，但他没有去北京办公，大多时间仍在上海工作，一直找专家学者分析台湾形势和讨论国家大事。我当时是王元化与乔林领导的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也开始涉及台湾问题，故常被汪会长找去讨论台湾问题。1991年上海台湾研究会成立，我任秘书长，与汪会长接触机会更多。1995年上海市台湾研究所成立，他推荐我担任副所长，为他服务机会就更多了。为了更好配合他工作，尤其要将台湾问题放在国际格局中去思考，1997年我兼任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十多年来我有幸这么近地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丰采、享受他的人格魅力，实在是一生之幸。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他心忧如焚，接着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所谓“泄密事件”，对他打击至深，以后他多次病倒和手术，我们相聚机会大减。此后他更关注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这非我所长，我遂淡出。但我一如既往为他送上各种文章与材料，直到他发病的这一日，我始终宣扬他的理念，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曾对我说，随我工作是没有任何名义的，但你以后可以写回忆录。有人称我是他的助手，是他的智囊，这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我只是曾经跟随他学习的一个小学生而已。其实，我深知我也没有写回忆录的资格，一切随他而逝吧！在此我仅仅缅怀他一点的精神。
在中国发展崛起大格局中思考台湾问题
汪会长研究台湾问题首先是把台湾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思考，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中去考虑，而绝不是就台湾问题论台湾问题。他心中始终装着整个国家的大局，怀着对祖国的忠诚与深切的爱，他时时刻刻关心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他的一个中国观念，即是将台湾放在整个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大格局中去考虑的，他将十三亿大陆同胞与二千一百万台湾同胞的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思考的，他心怀祖国情系台湾。他是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台湾的过去及思考台湾的未来，他常常说要阐述统一的好处，要抓住两岸民众的利益问题，去促进共同发展，去完成两岸的融合，去建立双赢，去实现共同繁荣，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统一的新中国，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共同缔造论”，他把邓小平的“谁也不吃掉谁”和江泽民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二句箴言，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有许多对未来的一个中国的丰富设想，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他对两岸间一切重大的问题善于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他经常请海内外的学者来“摆事实、讲道理、辩是非、求共识”，他善于听完每一个人的意见，鼓励大家思考问题，哪怕一些极端的有偏颇的意见，他也不加指责，让大家在辩论中提高。他唯一不能容忍的是讲官话、大话、套话，并厌恶这样的人。他尊敬有分析有创意的学者，哪怕这是一个无名小辈。他崇尚实事求是，追求与时俱进，每次讨论他总习惯最后发言，循循善诱，每次接待他却总独挑宣讲大梁，然而事毕他总会来电话，听取我们对他发言的评论，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作风民主极了，与他在一起，如沐春风。
他常布置我们作点专题研究，写些对台文章，并亲自阅稿，逐字斟酌，一一点评，这时他又常常变得严厉异常。他说：“我们所写的一切文章不是专门写了给北京看，北京不怀疑你们的立场，而是写了要让台湾同胞看得进看得懂的！”我生性偏激，文章火气较大，也有教条习气，因此没少受他的批评，也没少给他惹麻烦。虽然我从不借他名义在外活动，甚至拒绝了无数次访台邀请，生怕为他带来困扰，但在一个很长时期，我的言行在客观上被外界视为他的言论，这让他备受压力，为此我始终感到不安。
汪会长对两岸关系太投入了，对台湾问题太瞭解了，对台湾问题思考太深了，对台海诸多敏感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走在了现实的前面，他的许多主张远远超出了传统思维和现实政策，故常常掀起轩然大波，年老的他也常常被颠簸得不能自已。他对我说：“走得太快会孤独！”他时常忍受这种孤独，耐心等待大家的理解。但是，汪会长对两岸关系中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很多地方已被中央采纳，今年胡锦涛的对台新政策，广泛吸收了汪会长的智慧，这些新政策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受到了两岸一致赞誉，这一切让年迈的他感到莫大的安慰。今年5月，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介绍了胡锦涛对台的新思维，指出这中间也汲取了汪会长的许多主张，汪会长读及感到高兴，从这一点讲，他没有带了遗憾而去！
温文博雅 魅力感召
汪会长从事台湾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对台湾同胞寄予深切的爱，他同情台湾同胞不幸的遭遇，理解台湾同胞形成的思想，他对任何蔑视台湾同胞的言论都感到愤怒，他不容忍以谩骂台湾同胞以示“立场坚定”的作法，他总强调要瞭解台湾民众的心态，要把改变台湾民众认同混乱作为主要工作。
他接待过许许多多台湾各界人士，他们的统独立场不尽相同，他总是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耐心听完他们最后一句话，和颜悦色地做他们工作，喻情喻理喻利，用祖国亲人的宽阔胸怀，用父辈的慈祥，去感召对方。从他身上真正可以领略高手过招，不必剑拔弩张，多少心酸事，尽付笑谈中，无论京剧戏曲、小说音乐、天文地理、历史典故、菜馔酒水……无不成他做工作的豆兵。他热爱一个中国，也爱中国一部分－－台湾，他坚持一个中国，但他从不用机械教条的方式去宣传，而是喻一个中国在一切之中，让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的巨大人格魅力所倾倒，使台湾各界人士都愿意对他倾诉衷肠。
他关心台湾同胞的疾苦，十年前就让我们筹办一个台湾同胞服务中心，试图解决台商在大陆的不便。他多次听取台湾同胞在大陆遇到的不便，企图尽力去改善他们处境。有一次他听取了一位信访办负责同志汇报后，竟连着两三夜无法入眠，三天中给我十多通电话，谈了他的焦虑，提了许多保护措施。他真是用整颗心去爱台湾同胞。
1999年，按上海“汪辜会晤”之约，他应该访问台湾，为之他认真地作了长期准备，也听取了各方对他访台的建议。有人认为应该借机去宣传我们的政策，有人认为应该去揭露台独的阴谋……，他却认为自己是两岸分隔半个世纪后祖国派往台湾最高级别的亲人代表，是代表祖国去慰问久违了的兄弟姐妹，是省亲之旅，不是去吵架的。他这种定位让李登辉闻之十分震惊，他知道汪会长此行若能成行将魅力无限，台独将找不到藉口，于是用“特殊国与国论”来阻挡他的“省亲之旅”。汪会长之夙愿终于抱憾而终，这是何其残酷。
我无功无德无才却有幸骥汪会长之侧，受他教诲与熏陶，感受到他一颗爱国的赤心是如何春蚕到死丝方尽。他正是以这样一颗心去认识台湾，从而心系台湾，为两岸出谋划策，老成谋国，是何等高瞻远瞩，是何等心胸开阔，使我敬佩不已。适读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唁电，称汪会长“以温和理性创意之风格，扮演关键角色”，这真是知者之言。汪会长温和而不失立场、理性而不失智慧、创意而不断与时俱进。他不是“鸽派”、“温和派”、“软弱派”，他是最坚定的“爱国派”、“爱台派”、“统一派”。愿他的精神永存，愿我们这些后进以他为榜样，继承他的未尽大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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