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理念论／经验论”、“唯名论／实在论”的争议，是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始终一贯，没有间断过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科学哲学演化系谱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忽略掉中世纪欧洲文化内部的哲学冲突，反倒从“旁观者”的立场，强调“主智论”和“反智论”的对立，用柯灵乌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用这样的“历史建构”，在找寻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义”，结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后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论”的“历史建构”来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历史批判”，结果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黑暗面”。
《余英时的“迷阵”和牟宗三的“偏误”》一文指出：余英时的著作就像一座庞大的迷阵，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系统的指引，一旦误入其中，便再也难以脱身。为了要建立华人自主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我们有必要检视余院士的重要著作，指出其中“陷阱”之所在，以免后学者为其所误。
余英时是个非常重视“人文思想”的人。《历史与思想》在介绍西方文化的特质的时候，从〈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1958）谈到〈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1960），再往上追溯〈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1959）。对西洋史稍有涉猎的人都不难看出，余院士在认识西方文化的时候，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Dark Age）竟然被他忽略掉了。他一心想要掌握欧洲“人文思想”的来龙去脉，却祇看“光明面”，不看“黑暗面”，结果根本掌握不住欧洲思想发展的主要轴线，反倒自以为是地创造出一个“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的词汇，硬要用它来分析中国文化，他的整个研究路线也因而呈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误”。今天华人学术社群要想跳脱“唯美是尚、自我殖民”的困境，必须先瞭解欧洲思想的一贯特色，才有可能破解余院士布下的这个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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