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
与此同时，妨碍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中美战略新平台的基础更加稳固。
（一）中美安全合作的平台正从双边向多边、从地区向全球、从传统向非传统领域全面拓展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揭开了中美开战战略安全合作的先河；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中美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漂移期，摩擦与对抗时有发生。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中美安全合作的基础重新生成为迅速扩大。中美安全合作不仅在中国周边的朝核等问题上，而且在伊朗、苏丹达尔富尔、索马里海域护航等一系列问题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展开。同时，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大幅上升，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中美合作的领域全面拓宽。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流行性病、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等众多领域，中美两国都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合作不仅是解决问题所必需，而且是利益共生的前提。中美关系对全球政治、经济及安全议程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二）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达到新的高度
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日益深入，相互依存达到新的高度。双边贸易额由建交时的24.5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3337.4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136倍多，双方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到2008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6万多家，实际累计投资近600亿美元，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据美国对外关系学会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8年底中国的美元资产已达1.7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足以说明，中国已成为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同时也帮助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水平，无论对美国当前庞大的救市计划，还是经济的根本复苏，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当前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一旦美元大幅贬值，中国的美元资产将大幅缩水。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名副其实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
与此同时，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对称性进一步加强。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柏格斯滕认为，如果美国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就应该给予中国真正的伙伴关系地位，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此他提出了“G-2”构想，让中国取代欧洲和日本充当美国管理全球经济的头号伙伴。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教授提出，全球最大消费国美国与全球最大储蓄国中国已经形成经济共生关系，两国应当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即“Chimerica”。这些构想和建议脱离了中美两国的政治现实。美国并不想要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伙伴，中国更无管理世只的意图和实力，但它们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不断上升，美国已难以妄言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了，美国对中国的借重在加强，中美相互依存的对称性显着增强。
（三）中美互动的模式正悄然发生变化，正由美攻我守向互有攻守态势转变
中美互动的历史曾长期表现为美国主动施压，中国被动防守；美国玩弄议题，中国被动接受。克林顿时期，美国曾经利用人权问题，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中国施压；布什政府任内也不时利用所谓宗教问题向中方施压。如今，伊拉克及关塔那摩监狱虐囚及美国内的“窃听门”事件已使美国作为人权卫道士的形象大打折扣，美国公然利用人权问题向我挑衅的底气已不复存在。在经济领域，美曾反复炒作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逆差等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向我发力的平台。如今，金融危机使这一局面改观，美国不得不放下身段聆听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种种建议，并请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元债券。从本质上说，中美互动的过程，正从单向施压向双向学习的过程转变，中国需要摸索和平崛起之道，美国需要学习权力和平转移之法，双方共同探索新世纪的大国交往之道。
（四）台湾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在减小，中美因台湾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幅下降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防范、遏制中国的主要战略手段之一，是中美最可能发生大规模军事碰撞的战略爆发点。但是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谋求对华合作已成美对华政策主流，防范和遏制中国将日益处于边缘和次要地位，台湾问题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随之减小。更为重要的是，自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美国正在失去插手和干涉台湾问题的藉口，中美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爆发点正逐步消失。中美相互之间的战略疑惧将会因此大幅减小，双方培育战略互信的努力将会获得现实的起点。
中美关系仍存杂音但非主流
不过应当承认，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弱化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失，双方在一些敏感性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
首先，美国对中国的复兴仍存猜疑，两国的战略互信仍处于低层次水平。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变动不居，但冷战思维与霸权交替论在美国国家安全指导思想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其逻辑论点有二：一是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大国迟早要向现存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发起挑战；二是国家间的竞争是一种“零和”游戏，一国之所得必为另一国之所失。前者促使美国习惯性地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复兴，对华充满猜疑与焦虑，后者则使美国难以理性地看待中国全球利益的扩展，认为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长总是以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为代价。这种思维窠臼成为妨碍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深层障碍，其主要表现是，美国总是倾向于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上“不确定性”的帽子。美国防部2009年中国军力报告依然声称，中国将如何使用其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反映了这种安全思维的延续。
其次，对华意识形态偏见仍旧是干扰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因素。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在民主、人权、自由问题上相对保持低调，但是这并不表示人权外交已被剔出了本届政府的外交工具箱。国务卿希拉里在韩国答记者问的时候曾说，美国将继续在西藏、台湾以及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但“就这些问题施压不能干扰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危机以及安全危机方面的合作”。这说明人权问题不会退出中美关系议程。事实上，希拉里从中国访问回国不久，美国国务院即发布《2008年国别人权报告》，继续对中国的人权纪录横加指责。
总之，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仍然薄弱，保守派利用人权等敏感性问题制造噪音的做法仍会延续，但是必须看到，务实合作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主流，两国关系正在发生着重大而积极的变化。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中美关系将会在新的战略平台上继续前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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