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转换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完全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全球政治和国际体系转变的“晴雨表”。从一定意义上说，冷战实际上就是以威权式政治体制为代表的陆上强国同与西方民主体制为代表的海上强国的较量，其背后是两种不同国际体系观的较量。
每次中美关系的调整都预示着国际格局的转换－－从战后的两极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苏、欧、日五大权力中心的出现，从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到“9．11”事件后多极格局的萌芽。中美关系不同于中俄、中日乃至中欧关系，因为前者具有全球性质，而后者充其量只是个地区问题。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美关系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联问题，亦即
中国作为体系中的建设者和参与者如何看待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支配者美国的问题。
2008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奥运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从政治大国向政治强国的迈进；奥运会开幕同一天，俄罗斯在南奥赛梯采取的军事行动则拉开了俄罗斯军事崛起的序幕；在去年西方八国集团召开的峰会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组成的发展中五国预示着新兴大国将以一个整体出现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而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出现的经济危机将进一步加剧国际体系的变革。中、俄、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打破了美国、西欧和日本垄断国际军事、政治和经济体系长达63年的历史，非西方威权式国家群首次作为主角出现在世只权力舞台上。同时，伴随国际体系转型的是世只上诸多国家和地区国内政治的转型，日本、韩国、蒙古、泰国、巴基斯坦、乌克兰等国出现的国内政治危机无疑是国际体系转型的前兆。
从本质上说，国际体系转型是世只上各种力量不平衡发展所致。以恐怖组织、极端组织和民族分裂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不断地侵蚀着当今主权国家内部权力结构；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则不断地侵蚀着现行国际权力结构。前者矛盾的焦点是非传统安全，后者矛盾的焦点则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国家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最终将促使国际体系的转型。中美是世只上主权国家中权力消长变化最为明显的一组，尤其表现为奥运会后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尽管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弱都是相对的）。作为世只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如何看待对方的权力消长不仅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影响当今国际格局的走向。笔者认为，中美构建战略准联盟关系不仅是21世纪两国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且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
中美准联盟的性质与内涵
由于中美在安全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领域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美国奉行的军事结盟外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结为军事联盟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害的。相比之下，中美作为有分歧的大国，构建“联而不盟”的战略准联盟关系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功能性。这种准联盟关系不是搞集团对抗，更不是针对哪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因此不具有对抗性和排他性。准联盟强调在平等、互信、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在未来二十年，中美构建战略准联盟不仅有利于实现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而且有利于国际体系的平稳转型和过渡。有人认为，中美是战略敌人，因为中美两国存在结构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何况中美双方在人权、台湾和环保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相比，中美之间的分歧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2008年美国大选，中国并未成为美国两党辩论的焦点。无论是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还是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都将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关系放在重要位置，这可以说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未来20年，中美构建战略准联盟关系具有重要基础：首先，从国际权力结构来看，美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能够对体系内的事务加以有效治理；中国由于身份的多重性，与国际体系外的国家以及被国际体系边缘化的国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缅甸问题的解决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关系的互补性是中美战略准联盟的结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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