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中评社 崔银珍摄）
中评社首尔11月20日电（记者 崔银珍）由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与经士智库共同主办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飞跃”国际论坛11日在首尔总统酒店举行。第三场“中韩关系发展方向与政策建言”讨论围绕庆州APEC峰会之后如何规划中韩关系新的30年，展开了从科技、经济、外交到人文交流、舆论与青年政策的立体化诊断与建议。本场由经士智库高级技术与创新顾问、前微软大中华区全球服务部门总经理曾元曦和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教授崔在德作主旨发言，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云松作补充发言，金完重前驻澳大利亚大使担任主持。
经士智库高级顾问曾元曦指出，未来双方合作的重点方向“已经十分明确，即人工智能（AI）和前沿科技领域”。他分析称，韩国在半导体、显示面板、电池等先进制造环节具有全球领先优势，并形成了从大型企业到创新型初创企业的敏捷研发体系和快速商业化能力，同时积累了成熟的全球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经验。相较之下，中国拥有庞大的应用市场、多样的产业结构与海量数据，是“全球规模最大、类型最丰富的AI应用场景”；从算法到硬件的完整产业链以及活跃的创新资本，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综合实力。
曾元曦强调，中韩关系“不是竞争叙事，而是一幅互补性极强的合作图景”。在他看来，韩国的精密制造能力与中国的大规模应用场景若能有效结合，“完全有能力孕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一代技术与商业模式”。他指出，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韩国既具备能力，也承担推动稳定合作结构的责任。为此，他提出三项重点倡议：其一，构建“中韩AI创新共同体”，在前沿研发、知识产权和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开展深度协作；其二，建立关键技术与供应链对话机制，加强双方企业与专家的共同参与，提高合作韧性；其三，扩大未来技术人才交流，使两国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在同一研发环境中合作，从而以思想碰撞激发新的创新动力。
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教授崔在德指出，庆州APEC领导人会议“应成为韩中关系新一轮跃升的起点”。他提出，韩中合作可聚焦三大方向：一是制度化推动两国文化与青年交流；二是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与先进材料领域深化产业合作；三是继续支持中国在韩半岛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特别是以GTI为核心的韩·中·蒙·俄合作机制，如能与韩半岛和平经济构想相衔接，将“为韩朝关系改善与经济合作注入实质动力”，因此需从战略层面加强联动。他判断，当今国际秩序正处于“由美中竞争、气候危机、地缘冲突与AI及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而形成的历史性转折期”。冷战结束后30余年“抑制意识形态冲突、扩大合作”的阶段已趋式微，矛盾与对立呈现更加表层化、放大化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韩国需密切关注全球南方与亚洲格局的变化，并以庆州APEC为契机探索韩中关系的新突破。他强调，韩国在坚持韩美同盟为基轴的同时，“必须维持并修复与地缘上最为接近的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否则将“失去牵制朝鲜的关键地缘杠杆”，使大国博弈压力更直接地投射至韩半岛。他指出，韩国的外交与安全决策必须始终建立在充分认知这一地缘格局的基础之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坚持“安全优先”的原则。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云松在追加发言中表示，若美中关系真正走向“脱钩”，韩国的战略作用反而可能更加凸显。他回顾历史上韩国在关键时期的政策选择往往不同于日本，认为“加强对华关系更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黄云松强调，人文交流“不是简单的文化活动，而是支撑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根基”。他指出，人文交流不应被视为政治关系的下位变量，而应处于更高优先级；过去数年以“自上而下”方式推进的惯性值得反思，人文往来应能够在政治不顺畅时期依然发挥“安全阀”和“连接纽带”的作用。
为此，黄云松提出多项方向性建议：1、由专家群体主导，建立并升级中韩人文交流协商机制，对既有体系进行改革；2、推动留学生、科技人才、企业家之间的常态化交流，形成稳定的专业社群互动；3、设立面向前沿科技、新能源、老龄化应对等共同挑战的“未来经济·社会共同基金”；4、将人文交流内容从传统文化拓展至半导体、AI等关键产业及共同经济议题，使人文合作与时代性发展议题更加紧密结合；5、扩大青年与青少年交流，并将合作延伸至社会治理等新兴领域，帮助年轻一代缩小认知差距；6、以长三角—京畿道等区域为支点，推动地方政府间构建常态化经济与文化合作平台，以“地方—地方”互动为整体关系注入持续动力。
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教授占茵指出，“中韩青年在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中展现的潜力巨大，中韩关系的未来不仅取决于高层外交，也取决于青年一代的国际视野与合作能力”。她强调，数字原住民虽然通过社交媒体形成跨国网络，但“碎片化的线上互动难以把握复杂敏感的国际现实”，必须依托线下调研与沉浸式交流，建立更深层的跨文化理解。她介绍称，延世大学通过邀请多国外交官和知名学者授课，有助于缩短理论与现实的距离。但目前中韩高校之间的交流仍明显偏向语言文化类专业，国际关系等专业的学生因课程结构差异常被排除在主要交流体系之外。她指出，这些学生未来将进入外交部、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智库，“若缺乏相互理解与共同经验，今后在处理双边议题时信任风险将显着增加”。因此，她呼吁国家层面扩大对国际关系相关专业的支持，由大学、智库与媒体共建“长期·深度·共创型平台”，并强调“青年不是国际关系的背景板，而是未来的主角”，投资这一代人的交流是“最具效率的外交投入”。
金完重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对此深表赞同。他强调，“理解对方社会不能停留在纸面推演，唯有通过现场观察与实际接触，才能形成真实判断”。他结合外交部经历指出，不少韩国企业在对华投资及市场拓展中，曾因劳动标准、制度差异和合资结构等非关税障碍面临困难。他强调，中方若能提供更具连续性与可预期性的政策环境，将有助于韩国企业在中国实现稳定、可持续的经营，并在民间层面积累更大的信任基础。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于铁军则把关注点投向“韩国国内对中日两国好感度逆转”的现象。他介绍自己长期研究中日美三角关系，对韩国社会中“对华反感度超过对日”的民意结构“具体差距有多大、短期内为何难以逆转”等问题表示关切。在谈到青年交流时，他特别介绍了由中韩日三国政府共同推进的“Campus Asia（校园亚洲）”项目，指出这一项目在过去十余年中，即便在三国政府关系不甚顺畅的阶段，也得以相对平稳地运行，证明了“制度化青年交流平台的韧性”。他认为，有必要在更多高校与专业领域复制这一模式，把其作为推动中韩乃至东亚青年交流的重要突破口。
对此，西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金伯柱回应说，韩国社会对中日两国的好感度变化“在2020—2021年左右出现关键转折”，东亚研究院（EAI）等机构的调查显示，2019年因日本对韩出口管制，韩国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曾一度跌至10%出头，但此后差距逐步缩小，“自2022年起，对中国的反感度超过对日本的趋势愈发明显”。他指出，20—30岁青年群体对中国的反感度上升尤为显着。除了部分人将“文化摩擦”视为诱因外，他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随着中国产业实力跃升，韩国青年将其视为现实的经济竞争与威胁，这种结构性焦虑与文化争议叠加，从而演化为舆论上的反感情绪”。
经士智库副总裁沈伟中提出，“今天的中国已经与建交初期大不相同，也与十年前不同”，并直言这一直是困扰他的问题。他问道：“韩国社会是否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一个被视为G2、甚至可能在部分领域成为‘No.1’的中国？” 他指出，过去韩国社会往往以“俯视或平视”的方式看待中国，如今当身旁的中国成长为更具分量的邻国，“韩国社会将以何种方式接受这一变化、又如何形成新的认知框架”，才是民意问题的核心所在。
对此，崔在德教授回应说，韩中“完全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关键在于“摒弃外交中俯视或仰视的心态”。他指出，中国一贯强调相互尊重，在韩国国内，“许多人事实上已经把中国视为G2的重要一极”。但与其从“把中国当作仰视对象还是平视对象”的抽象问题入手，不如从“如何在相互尊重彼此立场与利益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利益”的具体路径出发。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真正接近中国提出的‘永远的朋友、合作伙伴’的愿景”。
京畿大学经营学院教授李起范提到，近期中荷矛盾的外溢效应正在波及欧洲其他地区。他表示，理解各国基于本国利益采取措施的逻辑并不困难，“令人遗憾的是强硬局面不断重复上演”。回到韩中关系，他指出，两国在科技、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仍然拥有广阔合作空间。以中国安徽地区和韩国西海岸为例，尤其是韩国的新万金地区，在利用风电和新能源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他回顾说，朴槿惠政府时期曾在塞万金地区设立“韩中投资合作特区”，但自“萨德”事件后相关规划基本停摆。他建议，除了谋划新的合作项目之外，“重新盘活这些已经成形但被搁置的平台，同样可以成为切实可行的备选方案”，对恢复信任、释放合作潜力具有现实意义。
经士智库创始人兼总裁田士臣指出，在Nexperia与韩华海洋等案例中，外界往往只关注“中国如何回应”，却忽略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回应”。他强调，中国不少措施是对美国等西方单边制裁的反制，而这些制裁本身与国际法及自由市场原则并非完全契合，只是因长期存在而被视为“常态”。在“战狼外交”争议方面，他解释称，这一标签更多源于中澳摩擦及话语环境差异；中国外交体系尚未形成与西方同质的公关机制，语言与文化表达的差异也易被误读为强硬。他建议，需要从“身份认同”的维度重塑思维框架——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合作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如果把视角从国家立场拓展至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议题，便能更清晰地看到超越竞争的“共同身份”。在他看来，中韩关系也应在文化、政治与经济的深度对话中不断探索这种共同身份，从而为长期合作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综合发言中，经士智库高级顾问曾元曦以企业家视角强调，“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与互信对中韩企业合作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回忆负责微软中国业务期间与华为高层交流的经历指出，一旦最高层缺乏互信，“许多本可推进的合作项目往往难以落地”。他表示，中韩领导人会晤若能释放积极信号，企业才会真正产生信心，在人才、技术与创新上投入长期资源，并在合作模式上作出更具战略性的布局。在美中竞争加剧、全球科技与投资环境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他强调，“若希望中韩企业在动荡环境中找到稳定合作空间，双方政府在高层面传递的方向性信息尤为关键”。在他看来，对人才与创新的投入“最终是为了拓展未来合作的可能性”，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国家关系稳定与领导人互信的前提之上。
西江大学知识融合媒体学院特聘教授王善泽对此深表认同。他指出，“一旦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出现结构性损伤，后续政治与经济议程往往举步维艰”。他回顾2016年前后‘萨德’问题对双边互信的冲击，认为未来若领导人外交风格变化，“类似危机仍可能重演”。因此，在承认首脑外交重要性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制度化安排建立某种“安全阀”，以便在重大涉外决策出现信息不对称或判断偏差时，能够在事前或事后进行校正。在他看来，这不仅有助于分散外交风险，也能提升中韩关系的整体韧性与可持续性。
在总结发言中，主持人金完重前大使表示，从漫长的历史维度来看，“韩中关系有99%的时间是和平与共存的历史”。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他回顾说，自己在自由讨论中提到，韩中关系在快速扩张过程中也曾暴露出若干伴随规模增长而来的问题，但在当时，“双方都抱有如何做大市场、实现共同繁荣的明确意愿，因此这些问题并未构成无法克服的障碍”。然而，他指出，进入2020年代后，韩中两国“身处美中战略竞争的结构之中，需要共同面对一系列新的国际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次会议以开放态度交流不同观点，“更能让人感受到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一轮跃升的意愿与动力依然存在”。
金完重强调，“意见不同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愿意在差异之上继续保持沟通”。他表示，随着庆州APEC峰会形成的共识不断累积，“下一步的关键任务，是把这些共识转化为可落实、可评估的具体行动与成果”，唯有如此，才能为中韩关系在新时代继续书写和平与共存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