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寻找80年前台湾光复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记忆 作者：汤锦台（台湾），客家台湾史研究会发起人
【摘要】本文聚焦日据时期台湾两个客家家庭的子弟，同样早早地直接拥抱了祖国，在台湾光复后同样作为台湾客家人，成为归乡的游子，但是时代的车轮带来了他（她）们给台湾留下的不同的烙印。作者强调，作为与台湾光复同时走进这个时代场景的人物的最珍贵历史记忆，并不是跟着父母辈走过那段艰苦岁月的追忆，也不是对走出国民党加诸于台湾人民的思想枷锁的心路历程的回溯，而是尝试从当中去找出经历过异族五十年的统治之后，台湾与大陆之间仍然藕断丝连的命运与血脉相连线索的意义。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就是要将两岸命运相连的历史继续谱写下去，也要把两岸客家人血脉相连的历史一直谱写下去。
对从小在台湾苗栗客家乡下成长的我来说，台湾光复是我人生的起点，虽然记忆中对这件大事是一片空白，但对小时父母辈生活的追溯和周边发生事物的追忆与整理，仍旧可以用来对今天台湾的现状作出反思。从国民政府入台后的作为到民间生活的变化及社会的转变，这一切均可作为思考台湾从过去迎向未来的参考。
一、接收初期影响台湾社会治乱的四股力量
1945年日本的投降，对台湾社会而言是划时代的大事。从日本人统治转变到国民政府统治，台湾人民所经历的不仅是主权的回归中国，更有全社会运作机制的又一次巨大调整与转变，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但最大的挑战来自社会如何由乱而治，最后走上统治当局所期待的轨道。当时，有几股力量的互动直接影响社会的治乱。一是国民党党政结构本身；二是台湾社会经历日本五十年的统治以后，基本由地主与佃农两个阶级组成的社会结构，以及代表主导这一结构地主阶级核心的士绅阶层与新萌芽的知识分子群；三是受到国共斗争影响的新觉醒知识分子与社会青年力量；四是日本人政府、商业力量与教育力量撤退后遗留在台湾社会中的庞大物质财富遗产与思想、文化遗毒继承者，这股力量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不愿认同中国人身份的一些人群中，后者的影响尤其显着。
在中国历史进程下，战后美国的介入台湾事务及国民党统治力量对光复后台湾社会转型认识的不足，力有未逮，造成其失误连连，最后形成了今天台湾与大陆严重对立的格局。
鉴往知来，完整理解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执政初期的得失经验，将有助于为突破当前的迷障，思考如何从历史的经验切入，以更有效的沟通对话去化解民间存在的心结，从而为重构两岸基层的互信创造更为符合现实的大环境。
本文将以笔者本人从光复那一年起就一直成长生活在北台湾苗栗客家人地区的实际经历为基础，从上述各种力量相互运作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进一步探索台湾那段转型时期的历史记忆及其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期待以此帮助呈现台湾从日本人投降到回归中国人治理初期的更翔实全貌。本文也以廖文毅和林海音两个台湾客家世家子弟及其背后家族的力量为例，说明这一转型时期曾经在大陆生活、工作过的台湾知识分子给后光复时期的台湾带来的巨大影响。
二、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的社会心态
1947年2月底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在争夺中国命运主导权的大背景下，台湾岛内一些怀疑现状和不满当局的都市小市民阶层对国民党统治愤怒情绪的总爆发。事件过后，不幸曾受过日本教育、与日本人共事过、感恩日本教师或感受过日本警察清廉的士绅或知识分子，对比跟随国民党政府到台军公教人员的行径，心理上出现高度落差，疑“外省人”心态开始蔓延全岛，日久更根深蒂固。
1949年5月20日起进入戒严时期后，岛内政治开始充满肃杀之气，再加上跟随蒋介石到台的部队又大量进驻全岛各地，许多身心无依的士兵或军官持枪强迫所在村庄家庭允许家中年轻女性与其结婚，如稍有不从即以枪弹或手榴弹同归于尽的事件时有所闻，以致由怀疑转化为仇恨“外省人”的社会情绪，更不断加速弥漫。其后虽因戒严和同年（1949）年底征兵制度的实施，使这种省籍对立情绪无法公开爆发，但已深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籍”台湾人心中。这种情绪或心态，是导致后来的“台独”运动拥有足够群众基础的根源，是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得以摆脱传统国民党势力，建立对抗大陆“中国人认同”的“台湾人认同”的群众力量来源。更是从陈水扁、蔡英文到赖清德所代表的民进党能够在台湾历届的大选中获得胜利，并将选民情绪引导至“抗中保台”或“反共护台”，甚至“反中去中”的根本原因。
相对地，国民党从光复至今，在两蒋时代，不管如何在统治后期努力建立在“台湾人”当中的群众基础，并依托“反共”博取“台湾人”的好感，但因其始终无法摆脱“原生外省”标签，在历次选举中依然败多赢少。
从台湾光复后延续下来的这种“反外省”或“排斥外省”心结，在台湾社会中始终存在，阴魂不散，甚至到现在都还被台湾社会的消极力量一再用来作为“去中化”的手段。不从这一根源切入来思考解决两岸困境的解方，其余一切手段，都将效果有限。
三、对台湾北部客家地区的记忆
从清代起，台湾客家地区就一直是台湾的特殊存在。1661年郑成功率2万5千军民撤退台湾，闽西从长汀到永定，许多客家家族随大军迁台，定居台湾南部下淡水溪两侧，与潮州、漳州移台人众混居。但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率漳潮人群发动的反清事件失败后，支持清军平乱的南部六堆（当时南部高雄、屏东地区客家民众自发组成的防御结构）结束了与漳潮方言人群融合相处的局面，由南至北，在多地发展出了以客家为主的移垦区，并在清代经历多次严重的闽粤人群械斗后，形成了今天以台湾北部桃园、新竹和苗栗地区为主的客家核心区，南部高屏闽南人群包围下的分散居住区以及东部花东（花莲-台东）纵谷狭长的客家二次迁徙带为主要聚居区的格局，延续客家在台湾的生存。
朱一贵事件后至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为止的一百多年当中，台湾闽客方言人群间和漳泉同方言人群内部的大小械斗从未稍歇。由此产生的“闽客心结”一直延续到台湾光复后，结合二二八事件带来的“省籍矛盾”，严重制约了战后台湾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从朱一贵事件后，每次民变中就一直与叛乱者对立的客家群体，以义民精神贯穿了他们在台湾的存在，尤其是在甲午战后毅然掀起大规模武装抗日、维护民族气节的义举，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客家子弟渡海投入抗战行列的英勇行为，使其成为被仓惶逃台的国民党统治当局视为可赖以化解或平衡省籍矛盾的当然依恃伙伴。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正在从二二八的乱局中缓慢复原，为了拉拢台湾民众，试图从多个层面向下生根：
1.在政治层面开放地方自治，满足本地人士参政愿望；吸收地方政治精英入党；广设地方党部民众服务站，掌握地方舆情。
2.在经济层面保留日人留下的农会、渔会、农田水利会等建制，通过掌控地方经济资源和酬佣地方人士巩固地方关系。
3.在文化层面尊重地方信仰与本土意识，但也开放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排斥日本宗教信仰。早期并不排斥日本电影和歌曲的下乡与传播，并在积极鼓励本土创作电影与音乐的同时，大力引进西方音乐、艺术和电影。
但是，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也积极布建谍报组织。1945年10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正式在台湾运作，设有20个直辖谍报组，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潜伏日人与“御用绅士”，至1946年4月日俘、日侨遣送完毕后，直辖谍报组撤销，另在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莲、台东、澎湖等地设立调查组，以利情报传递。
以后，因应时局的变化，警总历经改造，1949年9月改编为保安司令部，继续在全省重要地点设置情报组，如1956年6月当地人并未察觉的情况下在苗栗设置直属小组。
保安司令部编制在1958年结束，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民防司令部等再合编为警备总司令部。此后，直到台湾解严为止，警总一直都是令人色变的单位。
在这些地方建设和谍报布建的基础上，在客家人集中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在苗栗地区，明显可以感受到光复后的一些变化节奏：
1.学校教育“国语”（普通话）教学的快速普及和师资的充裕，即中小学课堂上都是以标准中文教学，师资也都产自本地，家中形成了家长用日语和客家话相互沟通，而子女间可毫无窒碍用中文对话的场面。
2.1949年左右大量军队撤到台湾，日人撤出后留下的军营不敷使用，一段时期，校舍被占用，无法全天上课，但通过与当时只有十几、二十岁来自广东的士兵的对话，可以瞭解到彼此生活的差距。譬如他们对我们客家地区习惯三餐乾饭的讶异，也对台湾稻产的丰富充满不可思议的困惑。此后多年，在经历过同太多不同的“外省人”（大陆人）的接触后，开始感悟到这段时期其实是台湾极为庆幸的一段时期，因为学生们从许多资质良好的教师们身上所吸收到的，都是从他处所不容易获得的，这些知识的传授，迅速提高了台湾的教育水平，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
3.光复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来到台湾的还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对台湾战后的经济复原与技术的提升功不可没。譬如上学时“外省”同学的家长有担任本地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军服厂的厂长的，后来又被改进为蚕丝厂。住家隔壁住的是“外省”电力工程师一家人。在苗栗地区还有许多“外省”勘探与开发石油的工程师，这里是台湾最早享受到天然气烧饭的地方。
4.尤值一提的是光复后国民党在北部客家地区的经营，为其在经历从李登辉到现在局面日蹙的情况下犹保留一片比民进党占优势的政治地盘，提供了保障。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除了客家人本身与闽南人之间现已日益缩小但仍存在的隔阂对立外，也归功于早期大批广东籍客家中低层公教人员在北部客家地区的定居。他们的进入，强化了本地客家人的客家认同，也增强了中原意识，并通过客家意识的增强，在历次选举中巩固了选票票源。
四、“台独”主张出现初期的廖文毅
二二八事件后，“台独”呼声在日本投降前即已在集中了大量台湾学生或青年的日本开始出现。
这批留学生，或以各种名义留在日本的台湾青年，人数可能有数千人之多。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是基于爱国情怀的祖国派或左派，也有对台湾政治现状不满的反政府派和“台独”派。由于消息封锁的原因，在台湾民间只有廖文毅被流传最广，原因是光复后他曾投身于台湾“制宪国大代表”的选举。其余像辜宽敏、史明或王有德等，知名度几乎为零。
在日本投降前即已有留日台湾人主张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自治。廖文毅出身于云林西螺镇客家大地主家庭，他的第11世祖先廖丁选在清康熙末年，由祖居地福建漳州府南靖县永丰里移民到台，定居在今云林县二仑乡义庄(新庄仔)，为正统的单廖（台湾许多廖家客家人为双廖家族，其祖上收留张家子弟为婿，成为张廖姓）客家人。他的祖父与许多客家读书人一样，是开私塾的，因祖母为长老会基督教徒，所以全家也都成了当地最热诚的长老会家庭之一。又因家中富有，开风气之先，成为少有的子弟留学美国家庭，家族两代一共出了7个博士。他本人在台北淡水的长老教会学校毕业后，也于1925年受二哥廖文奎（金陵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的引导，前往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后来也前往美国就读密西根大学，1935年获得Ohio州立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后与在美国出生的广东裔华人女子结婚，婚后回台，一年后携带妻子到大陆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兼系主任。
因此，不论从什么角度，他都是当时台湾异常少有的跨足两岸而且见过世面的高级知识分子精英，而不是后来他脱离国民党警备系统掌握赴日鼓吹“台湾独立”运动后，台湾的媒体所描述的那种心怀不满的泛泛之徒。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廖文毅被征召为中国军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这时的他与日本殖民下许多投入中国抗战行列的台湾人一样，都曾是想为祖国献身的一分子。
1939年3月，他携妻回台探视病危的父亲，处理完丧事后，曾在7月一度赴上海寻求发展，但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台湾。1941年11月，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因被怀疑有亲美通外之嫌，开始经常受到日本特务警察的关注。
光复后他开始热衷政治，曾主张台湾民族主义和联省自治。1946年先后投身“国民参政会”和“制宪国大代表”的选举，但都失利，尤其是后者，因觉受到抗战时期国民党培养的所谓（台湾籍）“半山派”（即“半外省人派”）连震东、黄朝琴、林顶立、黄国书、谢东闵、王民宁等的排挤，认为不受当局重视，主张应尊重台湾人的诉求。
1946年9月，他哥哥廖文奎与他共同创办了《前锋》杂志。二二八事件发生前数日，廖文奎、廖文毅及另外两人，正好离台到上海印行《前锋》杂志。3月1日才由《大公报》得知台湾发生了这件大事，他们即时联合在上海的六个台湾人同乡会，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在4月20日由廖文毅撰文《二二八惨案呼吁》，提出彻查陈仪，取消专卖、贸易局，组织过渡省政府，制定自治法等，但6月9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检察处通缉廖文毅等三十人名单，将他列为“二二八首谋在逃叛乱犯”。这个通缉令打破了他两兄弟的“台湾自治”梦。
7月，廖文毅向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
“台湾的归属问题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前，应准许台湾人民先脱离中国，而暂时置于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制之下……倘或公民投票结果，台湾人民要求独立时，联合国托治理事会在台湾的机构，应立即撤离台湾，而使台湾成为永远独立国。”
这是他由“台湾自治”转向“台湾独立”的开端。1948年他与廖文奎一度被上海警备总部关押100天，获释后转往香港发展，但因国共形势转变，1949年又将活动据点转移到东京，他哥哥廖文奎留在香港，1952年去世。
1956年2月28日他与在日“台独”活动者推动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被推选为临时大统领。因其活动对国民党政府在台的合法性产生威胁，在蒋经国招抚政策的主导下，多次派人与其周旋，应允返台后特赦其家人，归还其在台财产，并给予相应名义地位。
1965年5月14日晚间，廖文毅声明放弃“台湾独立”运动回到台湾，6月获得特赦，撤销通缉。1965年12月获任命为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6年病逝于台中，结束其不光彩的一生。
事实上就在廖文毅返台前，作为“台独”海外大本营的临时政府已开始出现世代交替现象。进入1960年代，从理论到实践，“台独”何去何从内部分歧日益扩大，相互批斗时有发生。新生代王育德结合新到留日台湾学生组织“台湾青年社”，发行《台湾青年》杂志，从理论上抢占话语权。双方虽然有意重组，但实际理念不同，困难重重。加上亲国民党右翼台湾学生的渗透分化，临时政府内部矛盾丛生。廖文毅的出走，最后促成了在日“台独”力量在1960年代末期转进纽约，结合当地新涌现的台籍留学生组成“台独”联盟，并于1988年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的取消党禁和“台独”禁令后，顺利返台转型成功。
然而，廖文毅的背弃“台独”运动，始终是“台独”主张者的心病。至今他的家族和他早年的事迹罕有人提及。现在台湾的年轻一代，已经很少人知道这位日据时期就已经是留美先驱的化工博士和“台独”鼻祖了。
五、游子归家林海音
在日本据台期间，有不少台湾子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回到了大陆；台湾的光复，也把许多在大陆求学和发展的台湾游子送回了台湾。林台一家就是在众多归来的苗栗客家子弟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林台（1863-1934）是清代住在苗栗斗焕坪（今头份市辖）的一位传统读书人，他的一生经历了从清到日的交替过程。同治二年（1863），他出生于斗焕坪，二十一岁时开始执汉文教鞭十余年。日本据台时曾参与抗日行动，后来可能在家赋闲一阵，至1898年始出任头份办务署“临时雇”，第二年就任头份公学校学务委员，又一年任头份区役场书记，1919年转任头份区地方税调查委员，1916至1920年担任头份区第三任区长。生有四子，分别为焕文、昌文、祥文和炳文（据《头份镇志人物志》）。
另据1971年头份公所委托头份国小教师集体采访的《头份人物志采访录》，林台在“清朝末年是本地的秀才”。
林台的四个儿子中，以长子焕文和最幼的炳文最为后人所知。林焕文就是著名的客家女作家林海音的父亲。次子林昌文和三子林祥文，都是从事代书行业。
林焕文（1888-1931），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毕业于日人创办的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娶妻张、黄二氏，生子二:长火烈（抱养），次国祯；女林海音（《头份镇志人物志》）。林炳文则是遭日人杀害早逝。
林焕文成长的年代正好是清日政权交替的时期。乙未抗日爆发那一年，他才七岁。客家抗日三杰之一的徐骧（1860-1895），即为头份东兴庄人，他和姜绍祖等其他抗日烈士的事迹，对当地青少年的抗日思想有直接的影响，也感染到了林家的子弟，包括林焕文和林炳文兄弟在内。
林焕文从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后，从1910至1913年，曾先后在新竹北埔公学校任教一年、头份公学校二年，在三年多的教职期间，林焕文以一介乡下老师，对当时的学子，包括后来的著名文学家如吴浊流、张汉文（康有为最后一个学生，知名台湾女作家张典婉的养父）等人，有深刻的影响。
在教书期间，林焕文与12岁起即已在他家当童养媳的张姓女孩成了婚，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儿子早夭。
1913年得力于正预备从板桥林家的林本源事务所离职自行创业的堂兄林清文的帮助，林焕文在1916年转换了跑道，接替了他在林本源的工作。
林清文与他同年，也毕业于总督府国语学校，是个天生的商人，是苗栗，也是台湾早期客家重量级企业家之一。1915年即创办中南轻铁公司，1918年与黄维生等合组展南拓殖株式会社，任“专务”。1919年任苗栗兴业会社“取缔役”（董事），1920年任新竹窑业株式会社社长。1920-1924出任头份庄第一任庄长，成为继林台之后任头份地方行政首长的林家第二人。1934年出任头份信用组合长、商工会长、狮头山劝化堂管理人等职，声名远播。生有二子，长男林为恭曾任苗栗县第四、五届民选县长；次子林为宽曾任第三届台湾省议员（《头份镇志人物志》）。
林焕文任职板桥林家后摆脱了古老家族的羁绊，开始婚外与一名板桥的小女孩黄爱珍（1903-1983，原籍福建同安，本姓简，因家中食指浩繁，过继给黄家）交往同居。1917年他带着她回到了斗焕坪老家，当时已经怀孕，腹中的孩子就是林海音。不久林焕文决定以经商为名，前往日本大阪，开了一家商店，卖网球拍线和缝衣针。翌年农历三月，林海音（1918-2001），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电影《城南旧事》中的“英子”，在医院出生。
1921年，林焕文在大阪的生意一直不起色，带着林海音首度回到了台湾的老家。不久，黄爱珍生下了第二个女儿秀英。林焕文决定先到北京试他的运气，后来在当地的日本报纸《京津新闻》找到了工作。欣喜之余，他回到台湾，在1923年3月带着爱珍和英子（林海音）从基隆登船转日本，再来到北京，从此他们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后来转到邮政总局工作，担任日本课课长。
1927年，爱珍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表弟张我军（就是后来台湾现代文学的首倡者、台湾考古学先驱张光直的父亲）的母亲，也就是黄爱珍的姑妈，被称为“阿婆”的，将林焕文和爱珍留给板桥的外婆照顾的二女儿秀英，从台湾带到了北京。之前，在林台的催促下，林焕文在爱珍和英子到达北京后，也帮弟弟林炳文找到了邮局的工作，所以炳文夫妇和小孩朝祯也到了北京。
也是在1927年，林台和他的妻子徐爱妹也跨海来到了北京，加上已由林台安排前来投奔伯父的已逝三儿子昌文的男孩林汀烈，祖孙三代四个儿子辈中，有三个的家人都聚在曾经的天子脚下的北京，可谓是斗焕坪林家前所未有的盛事，也是林家当时从台湾乡下到京城的一大历史性跨越。这次家庭团聚，生动地反映了少数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来到北京的生活场景。不幸的是很快林炳文因为暗中支助韩国抗日运动，而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8年5月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申采浩（申丹斋，1880-1936）在基隆邮局领取汇款时被捕，受到他的牵连被捕的还有4月28日在中朝边境的安东火车站被捕并转押大连的一个台湾人，这个人就是老家在斗焕坪的客家人林炳文。
据台湾大学历史系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邱士杰的研究，林炳文是受到1920年代流行的跨国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引述当时的《台湾日日新报》的报导:
“林炳文当时是北京国际邮局的人员，由于他以‘北京华北物产公司’所开具的伪造邮政汇款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陆续被发现，因此引起官方严重警戒，并招致他们被捕。申采浩与林炳文等人为了获取活动经费而进行的上述活动被视为跨国性的‘无政府主义东方联盟’的一次行动。据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柳子明（1894-1985）回忆，申采浩、林炳文，以及范本梁都是以北京为活动地的无政府主义同志，范本梁比他们早一步在台湾被捕。”
噩耗传来后，林焕文到大连去为他的弟弟收拾遗体，回到北京后，本已感染肺病的身躯，状况极速恶化，最后在1931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43岁。那一年，爱珍28岁，英子只有13岁，在台湾还留有两个女儿。
一夕之间，仍旧柔弱的爱珍变成了全家的顶梁柱，年幼的英子，也很快长成了大人。林家搬到了八大胡同专供闽台同乡居住不要房租的《惠安会馆》住了下来，在那里，成就了她著名的《城南旧事》。
林焕文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打开了将斗焕坪林家封闭在清末时空里的大门，引领家人们跨越进入了1920年代外面的世界，躲开了日本人加诸于台湾人的高压统治。虽然因为这扇大门的开启而导致他的幼弟过早地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本人也早早地走完了人生，但是他留给大女儿林海音的精神财富，却奇迹似地在他回不去的故乡台湾，开出了现代文学的花果。
1934年，林海音16岁，她进入报界，以笔开始拥抱世界。1939年，21岁，与同在报社服务的北平世家子弟夏承楹结婚。1948年11月，在阔别25年之后，她再度跨越台湾海峡，带着妈妈爱珍、五妹和三个孩子从上海坐船先回到了故乡台湾，一个星期后早先没买到船票的丈夫夏承楹带着二子燕生也来到了这块陌生的地方。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在台北为打造台湾的现代文学，与丈夫一起，辛勤付出，贡献出自己。通过她在《联合报》副刊的经营而带出的在台湾文坛上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光复后第一代台湾客家文学家有锺肇政、锺理和、施翠峰、郑清文、林锺隆等。
六、结语
日据时期台湾两个客家家庭的子弟，同样早早地直接拥抱了祖国，在台湾光复后同样作为台湾客家人，成为归乡的游子，但是时代的车轮带来了他（她）们给台湾留下的不同的烙印。
作为与台湾光复同时走进这个时代场景的人物的最珍贵历史记忆，并不是跟着父母辈走过那段艰苦岁月的追忆，也不是对走出国民党加诸于台湾人民的思想枷锁的心路历程的回溯，而是尝试从当中去找出经历过异族五十年的统治之后，台湾与大陆之间仍然藕断丝连的命运与血脉相连线索的意义。我生命的起点刚好是定格在这一岸谷之变的历史节点上。
由此前推五十年，当年在面临日本人登陆的巨变关头，挺身而出为台湾献身的是我家乡的乡先辈们。再往前推232年，客家的先民们跟随郑成功的大军驱逐了占领台湾的荷兰人。台湾的命运始终是与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所有台湾人和从唐山过来将生命留在台湾的先民们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这段历史永远不能被淡忘，也不能被割断。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就是要将两岸命运相连的历史继续谱写下去，也要把两岸客家人血脉相连的历史一直谱写下去。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10月号，总第334期，P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