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中评社 崔银珍摄）
中评社首尔11月19日电（记者 崔银珍）由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与经士智库共同主办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飞跃”国际论坛11日在首尔总统酒店举行。在第二环节“韩半岛及周边局势的变化与展望”讨论中，中韩专家围绕美中竞争加剧、全球南方崛起、朝俄走近、韩美日合作强化等复杂地缘环境，就韩半岛局势和中韩关系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多角度诊断与政策建言。本环节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于铁军担任主持。与会专家普遍指出，在地缘格局快速重组的当下，中韩需在竞争与协作、挑战与机遇之间寻找新的战略定位，通过重建互信、拓展合作领域为实现地区稳定营造积极条件。
经士智库高级技术与创新顾问、前微软大中华区全球服务部门总经理张军社回顾了自韩战结束以来，两国从长期敌对与意识形态对立逐步走向1992年建交的历程，认为“拥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两国，曾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走出一条颇具示范意义的道路”，但当前中韩关系面临的内外部制约已比建交初期复杂得多。
在此背景下，他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韩和中韩首脑会谈评价为“再次确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重要性和相互需要性的关键契机”。在政策建议方面，他概括提出五点思路：通过战略沟通提升互信，构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经贸合作体系，提高人员往来规模和质量，通过交流与舆论引导改善民意基础，并在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张军社指出，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扩散叠加美中战略竞争，使中韩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抉择压力”，“中韩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更不应受制于第三方”，应在重建互信基础上共同为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西江大学知识融合媒体学院特聘教授王善泽认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中在多领域展开全方位竞争，国际秩序已进入结构性拐点，“这一剧烈变动首先、也最强烈地反映在东北亚和韩半岛”。他指出，冷战结束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加剧不平等与政治极化，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保护主义回潮，则成为“放大全球不满情绪的重要推手”。在东北亚层面，美日同盟和韩美日合作不断强化，“新冷战轴线”逐步成型；与此同时，朝俄走近以及虽然中国保持审慎态度，但交织出新的紧张格局。
王善泽提到，萨德部署后韩中关系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如何防止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对立连锁冲击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是当前的关键课题”。他判断，从中长期看，美中竞争仍有可能被“管控在可管理的紧张状态之内”；如果中国在形象改善和国际信任重建方面取得进展，将有利于推动政策领域多极化和小多边合作机制的活跃。对韩国而言，他建议“在继续把韩美同盟视为外交与安全基石的同时，如中国能够强化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形象，韩中合作完全可以实现质的升级”，双方应在这一不确定转型期通过更为紧密的战略沟通与协作，将危机转化为契机。
首尔数字大学国际学专业教授李民子表示，本环节及上午讨论“都反复凸显两个共同点：一是重建韩中互信，二是需要一个持续稳定的对话平台”，关键在于“如何把这种共识转化为行动与成果”。她强调，韩中应超越停留在口头层面的修辞性交往，通过联合研究、交流活动、青年项目等具体合作，搭建更多可持续运行的平台。她指出，中方多次表态“并不存在所谓‘限韩令’”，但韩国文化内容在中国市场的活动仍不顺畅。“在此次韩中首脑会谈打开契机之后，更需要拿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例如促成韩国文化艺术团体在华举办演出等，“一旦出现这类可见动向，民众才会真正感到‘限韩令已经结束’”。李民子认为，K－POP和K－文化在全球受到追捧，也是“东亚文化潜在吸引力”的体现；若韩中在尊重差异基础上推动文化融合，打造面向世界的东亚文化共同体，“既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也能带动韩国文化实现新的跃升”，形成双赢格局。
京畿大学经营学院教授李起范在书面发言中指出，美中战略竞争已成为涵盖军事、经济、科技和意识形态等多层面的“双方最优先安全议题”。为缓和和管控这一竞争，他提出，应承认阶段性妥协的必要性，相互承认并尊重各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在争端领域建立危机管理规则，对削弱对方威慑能力的军备与技术部署保持克制，并围绕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形成共同愿景、推动危机管控机制制度化。
在自由讨论中，李起范将焦点转向韩中关系与公共外交。他指出，韩国国内反华、嫌华情绪往往被抽象地看作“观念化现象”，但现实中，泡菜、服饰、饮食等日常且具有象征性的议题往往最具爆发力。韩中之间曾出现“泡菜之争”等案例，甚至引来中国前任大使亲自回应。李起范表示，这类象征性议题一旦在网络空间无节制扩散，其影响力极大，“两国政府往往会一直到舆情明显升温后才采取应对措施”。他强调，现在这些领域已成为公共外交核心议题，韩中应就可能成为争端“扳机”的敏感话题形成基本指引，并建立更迅速、负责任的应对机制，“这将成为抑制双方负面情绪和排斥心理扩散的重要防火墙”。
崇实大学教授田收米表示，此次韩中首脑会谈“并非例行性的礼节性接触，而是在东北亚秩序重组的十字路口开始描绘‘新蓝图’的起点”，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她提到，会谈现场两国元首头顶上空飞舞的“机器人蝴蝶”画面，“集科技感、象征性与未来指向于一体，从视觉层面高度浓缩了韩中共同追求和平与共存的想象”，认为“这次会谈不仅属于双边关系范畴，更可视作重新塑造东亚整体平衡的重要信号”。她提出，韩中关系重构可围绕三条主线展开：一是通过供应链、人工智能与能源合作修复和升级经济互补性；二是在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和平机制构建过程中发挥韩中共同作用；三是拓展文化与价值外交，促进青年一代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她特别强调，如能在K－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基础上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东亚文化品牌”，“将成为同时提升两国文化实力的合作范式”。
西江大学政治外交专业教授李根旭表示，“韩国和中国拥有悠久历史、地理毗邻以及高度经济相互依存，某种意义上已接近于‘共同命运体’”，但同时存在三股正在撼动这一共同命运的政治力量：一是朝鲜持续推进核与导弹开发，长期制造紧张；二是源于美国对中国崛起忧虑而引发的美中战略竞争；三是伴随中国快速崛起而在周边国家蔓延的“中威胁论”。他引用修昔底德“旧有强国对新兴强国的恐惧”论点，认为这一逻辑同样作用于当下美中关系，韩中必须思考“如何在这一结构性张力中兼顾自身利益与地区稳定”。李根旭指出，“问题在于，中国对自身经济崛起所带来的政治风险认识仍不充分”，如果在对外战略上采取更加谨慎、渐进的方式，“将有助于缓和威胁韩中共同命运的政治力量，也符合中国自身长远利益”。
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黄载畯指出，“近期朝中关系的改善迹象以及朝俄走近，都需置于美中矛盾加剧这一结构性背景下加以理解”，在这一进程中，“韩中如何定位自身角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东北亚秩序能否保持相对稳定”。他回顾了APEC期间韩中首脑会谈中，李在明总统提出的“顺应时代的互惠合作”和“巩固韩半岛和平”的立场，认为“中国处在可以通过对朝接触与斡旋，为缓和韩半岛紧张局势发挥积极作用的位置”。在分析朝中关系“再腾跃”动向与俄罗斯变量对韩半岛局势的冲击时，他指出，在美中对立与朝核问题长期化格局下，“朝美、朝中、朝俄关系将以何种结构重新组合，需要进行严肃的战略推演”。
黄载畯提出，“在美中对立长期化的格局下，让朝鲜停留在介于两大国之间的‘不完全缓冲地带’，究竟符合谁的利益？” 他建议，中国可以更加主动地推动朝鲜变化，以此寻求新的平衡点；围绕“韩中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东北亚秩序”、“朝中与朝美关系的发展是否可以并行不悖”、“韩朝关系将如何演变”等三大问题展开战略设计，“使这三条线索形成良性互动，将是韩中合作的核心任务”。
西江大学政治外交专业教授河尚应提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将美中并称为“G2”的表述，可以有两种相反解读：一是令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二是暗含“彼此承认、试图共存的两大强国”之意。他指出，从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的外交路线看，有观点认为美国可能在亚洲一定程度上“收缩存在”，把更多资源投向美洲地区，“这种语焉不详的信号也在客观上加大了东北亚和印太秩序讨论的不确定性”。
河尚应指出，韩国国内经历过冷战的一代，相对熟悉“韩美日对朝中俄”的二元对立框架，但现实世界秩序已难以用这种简单叙事解释。他强调，“在讨论世界秩序和东北亚秩序时，需要至少形成某种最低限度的共识性叙事和基本定义”，否则“不同世界观相互交错之时，交往反而可能放大误解和冲突”。此外，他在基于自身研究，他介绍了面向韩国高中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指出“在周边国家中，韩国青年对中国的感情最为负面，甚至比对俄罗斯的印象还差”。他提醒，二十年后正是这些年轻一代将成为引领东北亚外交的主体，“如何理解当下青年情绪与认知，并探索可行应对方案，已成为韩中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课题”。
世宗研究所资深研究委员郑载兴表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中全方位博弈已进入‘地缘大变局’阶段，其外溢效应正直接转化为对韩半岛与韩中关系的结构性压力”。他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后期韩中关系快速发展的阶段，指出“当时并不存在如今这种程度的美中对立”，未来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安全与经贸、人文交流领域加以区分对待”。
郑载兴强调，“必须设法避免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连锁反应，波及并拖累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为此有必要“在广义框架下分离并扩大合作空间与信任空间”。具体而言，他建议更加紧密地构建1.5轨、2.0轨等议题别对话机制，并在新技术、成长产业、地方政府、民间社会等领域搭建多层次合作平台，以减轻单一统合平台所承受的沟通负荷和风险。他进一步提出，可将中国提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构想与韩国政府的经济利益导向战略结合起来，在面向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新技术和开发合作项目上推动韩中共同参与，“这不仅有助于缓和韩半岛局势，也将成为培育‘友好且合作导向的韩中关系’的重要土壤”。他表示，在韩半岛周边秩序高度交织的当下，“关键在于韩中能否分享共同的战略愿景，并设计出面向未来的合作路径”，时隔11年实现的习近平主席访韩和首脑会谈，已成为“关系正常化的支点”，韩中应在回顾过去快速发展经验基础上规划新的共同未来。
西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金伯柱则将目光投向日本的角色。他特别说明，这一观察并非出于对日方立场本身的评价，而是意在指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各国在外交表述策略上已呈现明显差异。他指出，在最近的APEC外交场合上，“公开高调提及朝鲜无核化的国家几乎只有日本”，这与韩国、中国乃至美国近年来较少将“无核化”置于公开话语前台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将“本国公民被朝鲜绑架问题”和中短程弹道导弹威胁视为核心关切，并试图在朝日谈判中将其作为重点议题；这一立场与美国国内的对朝强硬论相叠加，可能会增加未来朝美谈判的不确定性。
在金伯柱看来，对当前的韩国而言，日本的对朝政策“既是需要沟通的对象，也是必须审慎管理的变量”。与此同时，日本事实上已将中国视为最大安全威胁；过去韩国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中日竞争有助于提升韩国的战略价值，但在当前韩中关系亟待修复的环境下，“这一思路已难以继续适用”。他提醒说，在重建韩中互信的关键时期，中日竞争“正在为韩国带来新的战略难题”，韩国必须在评估美中竞争的同时，将中日竞争对韩半岛局势和韩中关系的长期影响纳入整体考量。
在综合发言中，王善泽教授再次将焦点拉回公共外交。他指出，“公共外交的核心对象应是舆论引导层”，但这一群体的范围“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结构性扩张”。过去主要通过与外交、安全领域专家群体沟通，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交目标；而如今，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都出现了具有舆论影响力的多元精英与意见领袖。他以此为基础指出：“如果说过去能够影响外交议题的人只占总人口的0.1%，那么现在这个比例可能已经上升到1%，扩张了十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韩中两国若仍停留在只与少数专家沟通的传统模式，“很难实现公共外交的预期效果”。尤其在反华、嫌华情绪等问题上，“单靠与外交、安全专家对话并不足够，必须把YouTuber、网红等新兴舆论主体纳入互动对象”。
最后，张军社研究员以回答韩方专家提问的方式，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针对“是否可以简单地认为交流越多、关系就一定越好”这一提问，他表示，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此有不同见解，但有一点前提十分明确：“如果不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关切，任何交流都难以持续。”他指出，在首脑会谈等高层沟通中重申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对方主要安全关切给予合理照顾，是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这一前提得以满足时，扩大交流将对改善官方关系产生确切正面效果”。
对于“G2概念”的相关提问，张军社介绍说，该概念最早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美国智库人士提出，用以主张“由中美两国通过加强合作，共同管理全球性议题”。不过，他强调，中国政府一直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坚持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因此从未在官方层面接受‘G2’这一概念”，而是主张由更多国家共同参与国际体系的构建与治理。
本环节的主持人于铁军院长在总结中表示，东北亚叠加了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停留在对结构问题的抽象讨论中”。他强调，借此次中韩首脑会谈契机，“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时点找到中韩可以共同推进的、具体而现实的合作事项，并付诸实施”。
他指出，中韩应共同梳理当下双边关系中的“痛点（pain point）”，并在解决这些痛点的过程中找到关系修复的起点。只有先行激活民间交流、改善相互情感，双方才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为此，他特别强调，两国大使之间的紧密协作以及智库间会议等1.5轨、2.0轨对话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于铁军表示，“今天讨论的核心，是如何把中韩首脑会谈的成果具体转化为可以落实的行动议程”，本次论坛本身“就是寻找这些‘可以做的事’的过程”。他最后指出，在地区形势深刻演变的背景下，如何为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构建更加积极、建设性的中韩双边关系，是摆在两国面前的一道共同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