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地缘政经环境的多维互动与战略平衡

　　中评社╱题：论中国地缘政经环境的多维互动与战略平衡　作者：赵伟（西安），西安翻译学院教授；石洋（厦门），通讯作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

　　【摘要】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全球地缘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复杂性源于历史交融、地理空间、区域热点、经贸连接等动态叠加。本文着重剖析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多维互动特征，聚焦周边领土争端、外部战略围堵、大国博弈效应等多重安全风险挑战，提出“多边机制”“筑岛破链”“底线思维”“合作共赢”协同的战略应对逻辑，为理解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提供系统性分析框架。

　　引言

　　地缘政治和经济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基础，其核心在于地理空间与政经权力的互动关系。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中，具有包容性、脆弱性和复杂性等多维特征。作为欧亚大陆东端的核心国家，中国周边邻国众多，经贸交流合作密切，大国博弈效应叠加，区域冲突热点频发，既是安全风险的“高发区”，又是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带”，更是陆权与海权交汇的“十字路口”。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深度调整、美国“印太战略”的加速推进以及地区矛盾冲突的联动发酵，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风险与稳定幷存、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形态。本文通过多维度分析，揭示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基本特性、安全风险和战略应对逻辑。

　　一、中国地缘政经环境的多维互动特性

　　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极为复杂，在历史交融、地理空间、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具有多维互动特性。

　　（一）历史交融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国际地缘政治所描述的“世界岛”最东端，即亚欧大陆东亚板块。长期以来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绝有效阻隔了大规模外来移民的进入，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圈，广义上包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日本列岛等。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挑战，表现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剧烈碰撞。当农耕文明强盛时，中原王朝可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而当农耕文明衰落时，中原王朝就陷入危机困境中。无论是向外扩展和延伸，还是内部更替和沦陷，中华文明都能在“冲突——适应——融合”中不断吸收各种文明的养分，形成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文明特征。然而，相对封闭的农耕黄土文明在大航海时代来临时却放慢了前进的步伐，在海权全球扩张中逐渐落后于通达开放的蓝色海洋文明。近代中国大门的打开正是西方殖民者从海上开启了封闭数千年的中国门户，令中国逐步沦为被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使中华文明屡次因海陆双重威胁而陷入严重的安全危机，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更是把中国带到了国力滑坡的谷底，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觉醒后的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浴血奋战，于1949年艰难地站了起来，不再被列强凌辱；又经过30年的努力拼搏和先后四次“立国战争”才站稳了脚跟，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再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终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峰。当前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致力于营造和平、稳定、合作的周边环境。

　　（二）地理空间的便捷性与脆弱性

　　中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东部濒临太平洋，西部深入欧亚大陆腹地，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大国，边界线总长4万公里，恰巧与地球周长耦合。这种地理特征赋予中国独特的战略优势：在陆权扩展方面，陆地边界2.2万公里，与中亚、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形成深度的陆上联通，西部陆路通道过去因运力限制难以有效发挥而一度沉寂，如今随着陆路快速交通和大基建的推进，陆路运输的便捷性日益显现，交通线路缩短、运输速度加快、运输时间节省、交通工具更新换代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因素使运输成本大幅降低，运输效率明显提高，尤其是高铁大规模的兴建使长距离的快速陆运成为可能，覆盖欧亚主要国家的中欧班列陆续开通，运量大幅增加，运输时间不到海运一半且日益缩短，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货源，成为便捷的陆路通道，改变了全球交通格局，从而影响世界贸易格局。在海权潜力方面，中国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管辖海域约3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东北亚至东南亚海上通道的重要枢纽，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年均通过的中国商船超60%。陆海兼备的地理空间也带来开放的脆弱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直面海上威胁，尤其是南海、东海方向；西部边境面临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渗透，地缘政治风险呈现“陆海双向压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要建设连接亚欧非、贯通世界岛的陆路运输通道，让全球经济发展重心重回世界岛，从而促进新陆权时代的到来。

　　（三）周边邻国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中国周边邻国众多，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海上与9个国家隔海相望，其中朝鲜和越南是陆海双邻。这种地理环境使中国成为全球邻国最多、地缘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21个陆海邻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宗教等方面差异较大：既有世界性大国，如领土最广的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印度和群岛众多的印尼，也有内陆山地小国，如不丹、塔吉克、吉尔吉斯等；这些国家涵盖不同政治体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发展阶段落差明显，既有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又有新兴市场化国家，如马来西亚，还有欠发达国家，如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等；各国文化多样，宗教信仰各异，有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文明汇流碰撞，相互交融。这种地理环境的多元性特征导致周边关系错综复杂，各方利益诉求分化明显，通路控制与资源争夺矛盾突出，地缘经济机遇与挑战幷存。一方面，周边地区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往来频繁，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市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区域，更是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供给基地，如东盟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总额近7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9%，中俄能源合作日益深化，东线天然气管道年输气量高达380亿立方米；另一方面，南海等海域战略通道的管控与反控矛盾浮出水面，海上油气田、渔业等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尖锐，某些国家与中国的领土海域争端不时发生，如中印边境、中日钓鱼岛、东海海域、南海部分岛礁与海域等问题，陆海通道安全与经济利益紧密交织，呈现“合作与竞争幷存”的互动态势。中国努力通过“睦邻、富邻、安邻”的外交政策，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促进区域合作之间寻求平衡点，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但域外势力的干预仍构成安全威胁和严峻挑战。

　　二、中国地缘政经环境的安全风险变量

　　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安全风险变量显着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土海域争端常态化和尖锐化

　　在领土边界方面，中国已与12个陆地邻国完成约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勘定，只剩不丹和印度2个国家约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尚有争议。中不边界虽未正式划定，但大致沿用传统习惯线，边境地区相对平静。自1998年两国签署《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以来，局势基本稳定，领土问题仍有待解决。中印边境争端是中国陆地安全的突出挑战，边界争议地区约13万平方公里，中方实际控制不到30%，其中东段藏南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波林等2683平方公里被印度非法控制，西段阿克赛钦地区3.4万平方公里由中国实际控制。2017年洞朗危机、2020年班公湖和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双方在边境西段和东段的对峙常态化。印度试图通过推进“拉达克中央直辖区”等非法行政区划，强化边境军事部署，持续增兵边境至20余万；中国则通过大力推进基建、加强边防巡逻、构建防御体系等策略巩固实际控制区。

　　在海域争端方面，约1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占中国管辖海域近四成。东海海域与日本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和黄海海域与韩国的苏岩礁纠纷一直悬而未决，南海海域除《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确定的领海基点外，其他海域，尤其是南沙海域的划界和岛屿主权争端较为突出。南海争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南亚声索国对南海诸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幷非法侵占部分岛礁而产生的领土问题；二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历史上确立的，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最早有效且持续行使主权和管辖幷确立相关权益，但菲律宾、越南等部分声索国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非法侵占南海部分岛礁，幷强化对非法侵占岛礁的实际控制，如菲律宾强占中业岛等8个岛礁，在仁爱礁“坐滩”军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游弋挑衅；越南抢占南子岛、南威岛、万安滩等29个岛礁，在南沙填海造岛，导致南海冲突热点不断，而美国则在后面煽风点火，幷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介入，频繁派军舰进入南海的西沙、南沙邻近海域，几乎每月一次，炒作“南海军事化”议题，加剧南海海域的紧张局势。领土海域争端十分敏感，不仅关乎中国核心利益，而且影响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些问题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国际因素和大国博弈的影子，解决难度较大，安全风险将长期存在。

　　（二）外部战略围堵体系化和联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综合国力逐步壮大，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对华战略围堵也日益增强。2001年美国占领阿富汗后，联合盟友共同构建了一条环绕中国的“C形包围圈”①。东边北起日、韩，经以琉球为中心的“第一岛链”和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再加上以夏威夷为中心的“第三岛链”，主打海洋岛链环状战略包围圈，重点遏制中国能源进出口路线和海洋贸易，威胁东部繁华地带和渤海湾；西边从印度到阿富汗的地缘锁链，主打陆地围攻，遏制中国进入中亚和中东的陆地线路，威胁中国西北和西南腹地。如此严密的C形包围圈封锁使中国生存与发展空间面临空前压迫：东出太平洋要道被美、日、韩封住，南下海域不时有岛屿主权争端、海洋权益纷争，以及美舰“自由航行”的骚扰，西有人口大国印度作为备选企图替代中国产业链，如果再加上北边俄罗斯的能源断供和南边澳洲、印尼原材料的控制，就形成了看似完美的“Q型绞索”体系。然而，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美欧与俄较量升级反向促成中俄战略协作等一系列“灰犀牛”事件，打破了“Q型绞索”的西部和北部环节，迫使美国不得不收缩包围圈，重点构建“印太战略框架”，强化“离岸平衡战略”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发展。

　　“印太战略框架”将中国周边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联动周边邻国带头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多领域持续打压，构建对华“多点一线”的包围圈。在军事围堵方面，以美日同盟为核心，鼓动日本突破“战后体制”，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军事外向性，强化与韩、菲的同盟关系，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中导系统，以“美英澳三边协议”（AUKUS）联合澳大利亚参与军事演习，以“四边合作机制”（QUAD）拉拢印度，使地区安全机制呈现“阵营化”趋势②；在经济遏制方面，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鼓动越南、印度等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替代中国主导的区域供应链；在科技封锁方面，对中国海事、物流、造船业及高端半导体进行“301调查”幷实施制裁，启动“芯片联盟”“清洁网络计划”，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如对华为断供芯片，严格管制荷兰ASML光刻机对华出口，在经济层面对中国形成结构性压力，构成事实上的“经济安全围堵”；在意识形态对抗方面，炒作“人权问题”“债务陷阱”“环境保护”等议题，拉拢盟友对中国施压。这种体系化和联动化围堵，除了针对中国，还试图削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阻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有效实施，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三）大国博弈效应白热化和复杂化

　　中国崛起引发了全球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愈演愈烈，是否会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安全失序，进而跌入“金德尔伯格陷阱”？③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在全球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崛起后不能承担起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现在的国际社会就如一战后、二战前的世界，因而谓之“百年未有之变局”，现在的中国就如当时的美国，正在改变世界，但美国却硬要把中国比作德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更多地以霍布斯式视角理解世界，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现实主义范式进行大国博弈，导致自由主义范式日渐式微，实现洛克式社会契约的道路越走越窄。根据萨缪尔森陷阱理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虽然有时把技术进步变为双方收益，但一国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带来收益，而且通过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有的收益而伤害另一国家，因而中美经济往来收益不断递减。长期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运行的标准模式，指导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构成了西方大多数决策者共同认知的心理地图，但也面临“选择困难症”，因为现实主义存在诸多变体，其中一些变体大肆渲染中国崛起的威胁，而另一些则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不以为然。美国决策者或许无法遏制中国实力的扩张，却可以影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恐惧程度，通过夸大威胁转移国内矛盾，调动国内支持，但如果过度“妖魔化”中国导致误判，那将跌入“修昔底德的终极陷阱”，最终以冲突甚至战争解决问题。美国政府的“垫背”陷阱就是依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即动态失衡理论来理解大国博弈效应，以美国在地缘、军事、美元、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制造各种机会，通过国际危机乃至局部冲突和战争，转移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破坏性溢出的“垫背效应”，让美国“再次伟大”。大国博弈效应的白热化和复杂化使中国周边安全隐患因素明显增多。

　　（四）地区安全风险高频化和扩大化

　　在大国博弈烈度加大的影响下，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风险呈现高频化和扩大化趋势，从朝鲜半岛到钓鱼岛，从东海到南海，从东南亚到南亚再至中亚，无处不暗藏杀机，预埋着待爆的“火药桶”，时刻牵动着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敏感神经。朝鲜半岛作为冷战遗留的“活化石”，素有“亚洲巴尔干”之称，不仅是中国东北部的重要屏障，而且也是美日在东北亚前沿部署的战略支点，其局势演变直接影响到中国东北边境安全，一直是地缘政治中最为复杂且持久的热点之一，自1953年朝鲜停战以来，经历冷战对峙、缓和交流、再度紧张多次阶段性演变，其根本性对立状态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目前半岛正处于新一轮紧张对抗周期，三八线附近集结了大量精锐部队和先进武器装备，是世界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长期存在。美韩不断加大联合军演规模和频率、朝鲜多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和试爆核武器、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一系列恶性循环事件，导致半岛南北在军事上尖锐对峙、政治上相互否认、战略上阵营分化，各方博弈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形成了一种危险高频与安全脆弱的平衡。若局势失控将引发难民潮、军事冲突外溢等风险，危及中国周边安全。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执政后，半岛未来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冲突升级的潜在风险，也蕴含突破僵局的政治机遇。

　　在东海之滨，宝岛台湾一直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筹码。“台独”势力与外部干涉势力勾连，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台湾地缘政治环境非常重要，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出海口，而且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岛链，历来为列强纷争场所和兵家必争之地，冷战时期是东西方对峙的前哨阵地，如今又是陆权与海权对抗的缓冲地带，其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必然成为大国在东亚博弈的焦点。西方媒体甚至预言：“昨日乌克兰，今日中东，明日台湾。”台海危机正在发酵，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中美两个大国迟早都要在台湾问题上做最后一场决定性较量，其结果关系到大国地位和角色的互换。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以及政治、军事和经济安全，中国政府没有任何退路与妥协余地；对美国而言，它是美国最后一张“王牌”，被强行纳入非北约盟友和“印太战略框架”，充当挑衅大陆的“急先锋”，在政治上“倚美谋独”，军事上“以武谋独”，经济上“脱钩断链”，以切香肠形式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挑战大陆原则底线，触碰“台独”高压线，使两岸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和变数不断增加。一旦美国鼓动“台独”强行越过“红线”，中美之间将不得不彻底走向决裂，提早进行战略摊牌，必然会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严重冲击。

　　三、中国地缘政经环境的战略应对逻辑

　　面对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安全风险和潜在威胁，中国通过筑牢周边安全屏障、破解外部战略围堵、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突破外围经济封锁等多种手段实现战略动态平衡。

　　（一）以“多边机制”筑牢周边安全屏障

　　中国始终将周边地缘政治安全视为外交优先方向，倡导“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高层互访、多边机制，深化与周边邻国家的政治互信，以缓解地缘竞争。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中国-中亚峰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等合作平台逐步扩大，区域和平机制不断深化。针对领土海域争端，中国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事务，利用国际法武器，坚决抵制某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非法行径，维护国际海洋秩序的公平正义，幷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提出设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危机管控热线”，努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因误判引发冲突；与印度设立边境事务磋商机制，加强相互沟通，避免冲突升级。针对朝鲜问题，致力于推动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幷行推进半岛和平机制建设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均衡考虑各方合理关切，确保半岛局势总体可控。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众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多数周边国家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希望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成为主流政策取向。

　　(二）以“破防体系”化解外部战略围堵

　　中国这10多年的发展正是不断突破铰链包围圈的过程。一是南海筑岛。从2013年起，中国在南沙海域吹沙造岛，先后完成永暑、美济、渚碧、华阳、南熏、赤瓜、东门七大人工岛，尤其是前三大岛是“不沉航母”，构成南沙的“小铁三角”，黄岩岛等中沙海域也牢牢掌控在手中，一旦完成筑岛，就与南沙、西沙群岛共同构成南海的“大铁三角”，形成牢固的南海防御体系。二是东海破链。从2016年起，中国海军舰队常态化穿越日本宫古、津轻海峡，2020年以来可携带高超音速导弹和核武在公海巡航，日本防卫省承认“已无法阻止解放军进出太平洋”，双航母编队亮相后，美国“自由航行”沦为象征性表演，055大驱巡航澳大利亚后，第一岛链已名存实亡。三是西部突围。2018年通往印度洋出海口的中巴经济走廊全线贯通，瓜达尔港年吞吐量突破5000万吨；2021年美军被迫撤出阿富汗后，其80%的基建项目由中国承接；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锐减，拖延了27年的中吉乌铁路开始动工，建成后可不绕弯直通中亚和中东；2025年中国-伊朗班列进入常态化，六方机制共建中国-中亚-中东新走廊；中南半岛铁路网加速推进，中老铁路通车后，泰老铁路建设提速，在亚欧大陆只剩印度这一个关键支点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底牌”。然而，印巴冲突直接打脸印度，一场只持续3天的战争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视距大规模空战，虽然表面上是印巴世仇宿怨的边境冲突，但实际上是代理人的战争，背后是东西两个大国在印太的一次强烈碰撞，结果是美国围堵中国的包围圈被彻底撕裂，持续多年的龙象之争画上分号，暂告一个段落。

　　（三）以“底线思维”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对于涉及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中国强化“底线思维”，采取“坚决捍卫”的立场。在台海方向，针对美国反华势力不断煽动“台独”势力疯狂挑衅大陆、甚至叫嚣“协防台湾”的行径，解放军近年来连续多次不定期地开展环岛联合军事行动，进行封岛、锁台、围台、进攻、击毁、断供的全方位演习，突破所谓“三线”，即“海峡中线”、“领海线”、能源生命线，打破美台“划峡而治”的图谋，展示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在东海方向，开展执法行动，加强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航，从2012年起每月巡航一次增加到2017年起每半月巡航一次，宣示对钓鱼岛海域的主权，强化海洋资源权益保护，严密监控、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在南海方向，基于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法理基础，多次明确表态南沙群岛等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针对一些国家在非法侵占岛礁上的建设活动进行有力反制，常态化部署海空力量，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不间断地巡航仁爱礁、黄岩岛等周边海域，守护海疆安全，展示捍卫国家主权的强大实力。中国海警在南海海域积极开展执法行动，常态化巡逻，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有力宣示，更是对一些国家非法行为的有效管控，确保了中国在南海海域的正常秩序。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公布实施，明确海警机构对非法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外国船舶可采取“强制驱离”措施，为海上维权提供法律依据。

　　（四）以“合作共赢”突破外部经济封锁

　　在经济上，深化与东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RCEP成员货物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保持在30%以上，降低对欧美单一市场的依赖，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繁荣，以“利益共同体”化解“安全困境”；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周边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通过区域合作增强经济相互依赖，降低冲突风险，强化区域稳定性；牵头成立“国际月球科研站”等多边项目，增强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突破“卡脖子”困境，推动国产芯片研发，保持5G技术领先，加强与欧洲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随着地缘政治与经济风险的耦合加深，中国对外战略需同步兼顾经济安全目标和地缘安全防线构建，通过区域经贸联动机制、多边金融合作等手段提升抗冲击能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安全体系。

　　未来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核心是继续坚持以“和平发展”为基调，以“多边机制”筑牢安全屏障，以“破防体系”化解外部围堵，以“底线思维”捍卫核心利益，以“合作共赢”替代零和博弈，通过外交斡旋努力，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维护区域稳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结论

　　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历史交融、地理空间、周边邻国关系等多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也是大国竞争、地缘博弈、区域热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战略动态平衡，既面临安全威胁和严峻挑战，也蕴含发展空间和巨大机遇。尽管美国战略围堵、领土争端等风险变量增多，但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总体稳定的基本面未变，多边机制与经济合作仍是周边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努力在和平崛起的战略需求与周边国家的信任构建之间寻找平衡点，统筹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通过强化区域经贸合作与产业链韧性，增强国家整体安全体系的稳定性与抗冲击能力，实现从“地缘大国”向“地缘强国”转型，为地区经济稳定与世界和平贡献中国智慧。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东南沿海典型湿地生态系统的碳汇贸易价值实现路径研究》（24BJY137）。

　　注释：

　　①戴旭：《C型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2019年7月，中国军网（http://www.81.cn/jmywyl/2019-07/24/content_9567323.htm）。

　　③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与崩溃：金融危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10月号，总第334期，P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