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利率下降和息差收窄的影响，中国商业银行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一定程度稳定了盈利。（大公报）
中评社香港12月10日电／大公报报导，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分析，降低政策利率是阻断需求不足的必要条件，但在减息的过程中，社会各界确实表达了多样的关注与忧虑。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央银行降低政策利率，并没有带来息差的收窄，商业银行盈利亦没有恶化。
目前市场对于减息的担忧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汇率的担心。背后的逻辑是，降低政策利率之后，会导致资本流出及汇率贬值压力。二是对银行业息差的担心。降低政策利率之后，银行业息差进一步缩减。银行盈利能力下降、资本金不足，影响新贷款的发放，甚至可能引发新的金融市场不安定。
降低的政策利率，指的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OMO）时的短期利率。这一调整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首要且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商业银行从央行获取资金或在货币市场上融资时的利率成本降低了。
由于商业银行能以更低的成本从货币市场融资，如果存款利率已实现市场化，那么存款利率也有望随之下降。然而，政策利率下降到存款利率下降并非一对一的传导，商业银行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和自身情况选择存款利率下调的幅度。总体而言，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是下降的。
对于银行资产端，当负债端的成本下降以后，在市场竞争压力之下，银行的贷款利率通常也会相应下调。政策利率下降到贷款利率下降也并非一对一的传导，即100个基点的政策利率下降，并不一定会导致100个基点的贷款利率下降，商业银行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和自身情况选择贷款利率下调的幅度。
所持金融资产估值上升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当政策利率下调后，商业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债券类资产的市场估值，会有所提升。这是因为利率降低会导致债券价格的上涨。在不同的会计计价方式下，例如采用市场计价法，这部分资产的估值将会增加，进而提升商业银行的收益。
降低政策利率对商业银行的息差及盈利能力的影响取决于多重因素：1）政策利率下降对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或有不同的传导率，如果政策利率下降以后，贷款利率下降远大于存款利率下降，商业银行息差收窄。2）降低政策利率以后，商业银行通过调整其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可以享受到负债端成本下降的好处，减少资产端资产的损失。3）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估值提升，能起到对冲降低政策利率对商业银行盈利的负面影响。4）降低利率以后，企业和居民的负债成本下降带来不良资产率下降，更旺盛需求环境下信贷需求的提升，会对银行盈利带来积极影响。
须强调的是，央行选择降低政策利率的时间和幅度对商业银行盈利有显着差别。
首先，如果商业银行持有大量的债券类金融资产，当利率在短期内快速下调时，这些资产的估值将会提升，对商业银行构成利好。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快速地降低政策利率对商业银行更为有利。
其次，在需求不足、经济相对低迷的情境下，信贷需求减少，坏账率上升，商业银行面临持续损失。如果降低政策利率不充分，拖的时间太长，经济陷入需求不足的时间愈长，银行的亏损愈多。通过快速降低政策利率，可以缩短经济处于需求不足状态的时间。
实际上，银行业息差的收窄及银行业的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央行是否降低政策利率。即使央行不降低政策利率，由于商业环境的变迁或经济周期的变化，商业银行的利差与盈利也会发生变动。在控制了经济基本面之后，研究者发现，政策利率的调整对商业银行的息差及盈利并无影响。那么，造成根本性影响的是什么呢？答案是整个经济环境及银行业的竞争状况。
选定日本、美国、欧元区、加拿大和英国作为观察样本，将2002年定为日本的T0时期，将2009年定为其他经济体的T0时期，观察各国基准利率大幅下调前后五年银行业经营状况的变化。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首先，在T0之后，样本国家银行业在大幅降低政策利率后，其息差并未明显收窄，部分国家在降低政策利率后甚至出现了息差扩大的情况。进一步观察ROE（净资产收益率）和ROA（总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我们发现，在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之前，商业银行的ROE和ROA均呈下降趋势。但在降低政策利率之后，这两个指标反而有所回升，意味着银行的盈利能力在降低政策利率后得到了改善。
刺激信贷需求 提升盈利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这与之前提到的“降低政策利率无直接影响”的理论相脗合。降低政策利率之前，经济处于低迷状态，需求不足，这自然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但通过充分地降低政策利率，需求回升、经济回升、银行的信贷机会增多，盈利能力也随之提升，因此ROE和ROA会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上述国际经验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息差收窄或盈利下降归咎于降低政策利率本身。相反，通过降低政策利率促进经济恢复至正常状态，实际上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及不良率控制均有所裨益。
在2014至2015年期间，中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利率下调185个基点，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调了150个基点，而贷款利率下调了140个基点。若这些调整能够100%传导至商业银行，理论上息差将会扩大，因为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小于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将导致息差增加10个基点。若再考虑OMO利率的更大降幅，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将进一步降低，银行息差应有所提升，这也能体现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支持。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对称降低政策利率并没有使商业银行的息差提高、盈利得到保障。尽管政策利率的调整对商业银行的息差形成正的益差，但在2015年和2016年期间，商业银行的息差却大幅下降了约60个基点，其中生息资产收益率下降了110个基点，低于贷款基准利率下降的幅度；计息负债成本率下降了50个基点，低于OMO和存款基准利率下降的幅度。
这一现象说明，决定商业银行息差和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并非政策利率的保护作用，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及宏观经济环境是决定商业银行息差和盈利更重要的因素。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降低政策利率使其能以更低成本获取更多资金。相应地，在其资产端，贷款及同业资产的比例会有所下降，而证券及金融类资产的比例则会上升。这种现象是发达国家在进行结构调整时的普遍现象。
为应对利率下降和息差收窄的影响，中国商业银行主动调整了资产负债结构，一定程度稳定了盈利。在负债端，负债成本的相对变化直接促使银行调整其负债结构，显着压降了存款占负债的比重，而对应增加了同业负债、央行借款、应付债券的占比。在资产端，资产收益的相对变化使银行增加金融资产、压降同业资产来应对减息带来的影响。同时降准也使得银行降低央行存款，并逐步增加贷款规模。
降低政策利率后，商业银行的营收增速明显下降，非息收入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利率水平下降带来的金融资产估值提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盈利水平下降的压力，但由于会计记账方式的影响，这并不体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
若在降低政策利率的同时实施财政扩张政策，财政扩张将带动政府项目产生新的贷款需求，这对于缓解商业银行盈利下滑的趋势具有显着效果。这是财政与货币政策、财政与金融之间的配合。在降低政策利率的过程中，政府主动增加信贷投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换个角度思考，若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不采取降低政策利率措施，难以走出需求不足的局面，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必将导致存贷款利差收窄，不良资产上升。持续时间愈长，损失愈大。相反，若能充分降低政策利率，有助于摆脱需求不足的局面，这对商业银行而言反而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