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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承认衰退是复苏第一步

http://www.CRNTT.com   2015-05-04 08:21:24

降息才能挽救实体经济 　　问：现在，国家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宽松”，并希望以此来应对产业紧缩。从去年年底开始，降息和降准等工具陆续被使用。但也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宽松”，而应该“收紧”，应该加息，把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挤出，而把资金留给效率较高的民企。 　　华民：完全搞错了，如果再加息，实体经济怎么办？这种做法等于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中国货币政策的问题是，货币供应量一直在增长，但是利率很高，那么货币就必须要寻找套利机会，最终只能去房地产等虚拟领域。如果加息，这种现象还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作为中国融资主要渠道的间接融资体系有着严重的缺陷。在这个体系，我们有“三个市场”，分别是白市、灰市和黑市。白市是国家控制的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最低，灰市是银行的表外业务或者国企掌控的财务公司，利率居中，最后是包括地下钱庄在内的民间黑市，其利率最高。“三个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利差，有着巨大的套利空间。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创造信用、做投资理财和表外业务？因为它们创造越多的信用，各方利益主体越是能在“三层市场”中获取更多收益，这是一个固化的利益格局。因此，即使央行加息，最后能贷到款的可能还是这些人，而不是民企和中小企业，它们承担的资金成本可能还会更高。 　　问：央行在今年2月降准，也分别在去年11月和今年3月降息，不到半年内3次采取“宽松”政策，近年少有。你曾说过，中国早已错过降息最佳时间窗口，为什么？你对央行近期的“宽松”政策有何看法？ 　　华民：第一个时间窗口是2008年美联储第一轮降息之时，如果中国当时降息，全球游资便不会涌入中国。但在当时，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从紧，利率也太高，实体经济一直借不起钱，GDP后来又有往下掉的危险，于是，政府索性直接扩张财政，“4万亿”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个时间窗口出现在2013年以前，此前，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市场也少有人民币贬值预期，如果央行主动降息以扩张货币，而政府紧缩财政，那么中国的出口以及整体经济受到的影响会更小。但2013年之后，局面完全不同，因为中国GDP在2012年便“破八”。“保八”是朱镕基时期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容忍底线，为什么一定要在8%之前降息，因为这时的实体经济还有资金需求，而“破八”之后，这种需求已急剧降低，再降息也没用，钱只会去虚拟部门。此外，“破八”之后，人民币贬值预期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降息，可能导致资本大量外流，加重金融风险。2015年，美元加息可能性极大，这种风险只会越来越大。 　　央行最近的宽松政策尽管错过了时间窗口，但也算亡羊补牢。此前，中国在两个关键的时间窗口为何一直不降息，很大程度可能是担心降息有推动房地产泡沫的危险。而在当时，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要调控房地产。 　　以适当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是必要之举，今后应更加果断。近段时间，不论是楼市还是股市，“托市”政策频出，这都是因为高层意识到了经济下行的风险。中国经济在2007年有14%以上的增长，到现在只有一半，这是一个明显的衰退，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只有承认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推动经济复苏的第一步。 　　人民币国际化无法解决内部问题 　　问：金融界都在谈人民币国际化，甚至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推动力。你怎么看？ 　　华民：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时机并不成熟。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国际化，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有没有回笼本币的手段，美国发了美元，但可以通过售卖波音飞机、苹果和微软的软件收回，也就是说，你必须有具有国际竞争力商品卖到国际市场把货币回笼。二是从金融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好的资产去把货币收回。美国有全世界最可靠的国债，全世界都拿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它无风险，收益率也不低，而日本和希腊的国债就不行。美国还有全世界最好的股票市场，里面的好公司可以给投资者不断分红。这些条件，中国有吗？ 　　问：从点心债到跨境贷款的放松，以及目前大力推动的沪港通和深港通，这些金融改革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中国在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方面的努力，为什么我们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决心这么坚定？ 　　华民：如果持有你的货币不能回流，那么这个货币国际化就是有风险的，更严重的后果是，海外大量的人民币会变成“空头持仓”，成为做空中国的弹药。因为投资者拿着人民币，第一买不到你的股票和资产，第二买不到你的商品，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持有人民币，但是人民币遇到贬值，他们必然立刻抛空人民币来兑换美元。这是一个简单的机制，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遭遇了主权货币危机就是这个原理。对我们来说，人民币的海外存量越多，意味着“空头持仓”就越多。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伦敦，在新加坡，我们看到了这个苗头。 　　实际上，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都没有好的结果。日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日元强盛的时候，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日元占比曾一度超过20%，但现在下降到5%都不到。 　　在我看来，中国的金融政策应更多进行内部的调整。未来的货币政策第一是降息，第二在降息的同时，要控制资本外流，不要开放资本项目。短期资本撤走一些，无法避免，但一定要把国内的利率降下来，让实体经济借得起钱。除了降息和控制资本流动外，第三件事是必须对实体经济采取产业扩张政策，让企业愿意借钱，最好的办法是减税和放宽市场准入，提高产业资本投资的欲望。这3件事需要综合来做，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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