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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前的“舆论战”

http://www.CRNTT.com   2013-11-04 09:54:43

第一，领导人在三中全会前传递出的信息，保持了一贯的意识形态传播传统，这就是高层愿意通过改革的总体布局为大众谋利益，而且高层有能力领导一场波及全局的整体改革。在当前的国情下，只要高层付出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努力，而且大众获得了一定的愿景、希望，缓和了当前的不满情绪，都会倾向于认可高层的舆论定位、价值定位和改革定位。在这个过程中，高层通过政治改革愿景、议程的设置，借助意识形态的传播、管控，客观上取得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说服效果，继而延续了政治合法性。 　　第二，从目前在网络平台上可收听到的声音推测，智囊团、专家在三中全会前传递出的信息，基本达到了为高层解忧，为民众勾画愿景的目的。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智囊团、专家从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专业性、技术性地前瞻、解读高层改革的动向、信号等方面，勾起了大众的集体期待，并且智囊团、专家还对这种期待套上了一个缓压阀：不可着急，不可期望过度，不可不信未来的美好。 　　第三，在三中全会前的舆论场中，媒体确实发挥了政治舆论阵地和信息中转站的作用。媒体在传播大量符合意识形态导向的文章、视听资料的过程中，输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政治价值观，使读者、听众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一些潜移默化的象征性政治记忆，如领导人在讲话时所显示出的勤政、务实、亲民之风和政治自信，一系列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图片，一些典型事件、人物的话语、回忆等。只是比较遗憾的是，在统一的宣传纪律要求下，媒体能做到的多样化信息宣传也实在有限，所以，不同媒体的内容展示常常倾向于同质化，因而，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其舆论吸引力和政治说服力。 　　第四，在领导人、智囊团、专家、媒体集体构建的舆论场中，大众常常被一种光明的愿景、正面的价值观所引导而充满期待。一方面，大众愿意花一定的时间等待某种切身利益的实现，愿意支持高层的改革决策，愿意被政治说服，愿意为执政合法性投上一票；另一方面，大众又会因为某些现实的利益期待实现不了而牢骚满腹，有的甚至十分不满，可能会通过微博、微信等媒体技术发散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当前舆论场的政治说服力和执政合法性。但是，这种不满的声音在意识形态导向、管控的舆论场中的分量实在有限，对改革议程整体设定的影响微乎其微。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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