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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伍”的鲁迅 | |
http://www.CRNTT.com 2013-09-16 14:30:15 |
吴中杰:除了1960年暑假那次专程去北京(归途又到天津)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之外,后来又在上海进行过几次同样性质的访问,“文革”结束之后,因参加鲁迅学术讨论会,也接触到一些与鲁迅有关系的人。这其中有鲁迅的兄弟周作人、周建人,有他在《新青年》时代的朋友沈尹默,有前期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许羡苏、章川岛、李霁野、常维钧等,有后期的学生冯雪峰、黄源、唐弢等,还有在一段时间内在工作上有联系的王尧山、姚蓬子等,他们有的只提供所知道的事实,有的则迎合主流意识,去“拔高”鲁迅。所以对回忆材料,也需要进行鉴别,不能拿来就用。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见过《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中的六位研究对象?印象如何? 吴中杰:这六位研究对象中,我只见过三位:冯雪峰、黄源、巴金。专门访问过冯雪峰一次,因为那还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不久,所以开始时冯雪峰谈话有些拘谨。后来见我们并无政治意图,只对鲁迅研究感兴趣,而且对他也很尊重,所以谈话也放开了一些,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比如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并无记录,是他事后根据鲁迅这次演讲和平时谈话中讲到的相关内容,综合整理而成,再由鲁迅改定,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文中写出记录者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但是,当时毕竟还有金箍圈套在头上,他讲话很谨慎,不肯多谈。我感到,冯雪峰是对鲁迅后期情况知道得很多的人,他的理解也很有深度,只是那时顾虑重重,没有把他知道的事都说出来。我与黄源的接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对鲁迅很尊敬,一般情况也肯谈,但涉及一些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有顾虑,未必肯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黄源晚年想写一本《鲁迅晚年》,而终于没有写出,大概就与此有关。我在公共场合见过巴金几面,但没有交谈过。 时代周报:在中国,关于鲁迅的传记很多,你认为自己的著作《鲁迅传》在史识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吴中杰:我的《鲁迅传》,是在细读鲁迅的作品,深入了解相应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写成的。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某些流行观念,而是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一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 透视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在立意与史料上,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材? 吴中杰: 《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买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了萧军、胡风、冯雪峰、聂绀弩、黄源、巴金六人作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主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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