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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普京大帝”归来

http://www.CRNTT.com   2011-09-30 10:11:01

策略的普京  　　政治面貌模糊也许正是普京的策略之一。有人评论说普京实际上走得比叶利钦还远，但是手段很巧妙，讲究策略和善于使用政治手腕。他的特点是冷静、理性，不像典型的俄罗斯人的性格，从不做情绪化的表露。他“只干能做的事，不说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不像叶利钦那样性情，那样蛮干。比如2007年一年他就闷声不响地先后解决了叶利钦要做没有做成的几件大事：促成俄罗斯红白东正教的合并；把国内战争时期白卫将领邓尼金的遗骸和20年代被苏俄驱赶出境的“反动哲学家”伊林的遗骸迎回国内隆重安葬。  　　有媒体评论说：普京最大的特点是“会变戏法”、会表演“障眼法”，常常扣进帽子的是一个人，打开帽子就变成另一个人。2006年，他讲从总统位子上退下来以后，要组织一个反对党，坐在那里骂政府。后来又说退位就当杜马主席。再后来又放风说可能当下一任总理。仅在“继承人”身上，他就玩了无数花样，先后推出过四位“可能的总统竞选者”，搞得扑朔迷离难辨真假。2007年则来了个“梅花三弄”：最先进入大家视野的是伊万诺夫，2007年年初伊万诺夫的支持率排在第一位，就连久加诺夫也把他当作自己2008年3月总统选举的竞争对手。普京却在2007年9月突然任命祖布科夫为政府总理，种种猜测蜂拥而至，有人说选中年龄偏大的祖布科夫，是为了方便离去的普京再回来接任，也有人认为，普京在自由派与强力部门之间摆不平，干脆找一个忠诚的第三者取而代之。然而到年底普京终于亮牌：原来他推的是梅德韦杰夫——一个比前两人带有更多自由派色彩的少壮派。每一次普京的放风都是声东击西、暗藏玄机，以至于坊间都说，普京要指着一块石头当“钦定继承人”，那石头都会获得30%以上的选票。  　　普京的策略还表现在使反对党不成气候。政权党“统一俄罗斯”由于实力雄厚，始终保持着40%的支持率。另外普京也像叶利钦1995年大选时促使雷布金组建中左一样，在2006年10月一手操办了一个“人造中左”政党，他促成把“祖国党”、“退休者党”和“生活党”组建成“公正俄罗斯”，2007年2月普京对“公正俄罗斯”表示祝贺时第一次公开承认，“公正俄罗斯”是当今俄国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个“人造中左”的政党，从它组成时起就得到有克里姆林宫及其地方政府背景的财政支持，在2007年3月地方立法会议选举中募集的竞选基金高达4.29亿卢布，仅次于“统一俄罗斯”的6.15亿卢布，(俄共的竞选基金是2540万卢布)。“公正俄罗斯”成立以来就一直为普京的第三次连任呐喊，党主席米罗诺夫多次要求修宪，将总统任期延长至5－7年。由于普京明确表示不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米罗诺夫5月24日又在圣彼得堡发表演讲，说总统任期的延长应该从2012年开始，而2008－2012年的总统任期仍是4年。也就是说，米罗诺夫的这一呼吁是专门为普京在下一任期重返总统职位提出的。  　　这个党最大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对“统一俄罗斯”持反对立场，另一方面又全力以赴支持普京，谁都知道，统一俄罗斯是普京的党，是政权党，普京和统一俄罗斯是分不开的，“公正俄罗斯”的反对党面目不明摆着是给普京唱红白脸的做戏和矫情吗？普京的用意很明显，试图以自由保守主义的“统一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正党”来建立起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 不成气候的俄共  　　俄罗斯真正的反对党分左右两翼，目前右翼弱小，有实力的反对派当属左翼的俄共。俄共在叶利钦时代一度很有起色，普京上台以后，俄共在外部逆境和内部斗争中每况愈下，党员人数从50多万降到18.4万人，这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原因。  　　久加诺夫在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一个脱离了民族精神根基、脱离了现实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党在俄罗斯是不可能有前途的。”然而，他最大的困惑恰恰在于又要继承俄罗斯传统，又要继承苏共的衣钵，而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们公开宣布，信仰宗教并不妨碍参加革新的俄共，俄共尊重东正教会，因为没有东正教会俄罗斯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苏联与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败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的利益。因此我们主张多种成分的经济，但把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放在优先的地位；我们主张多元的政治制度，准备通过公开的、诚实的政治斗争证明自己的思想，我们主张公开性。”这些话表明这位俄共领袖看到旧的教条已经没有前途。但是新的目标又在哪里？  　　俄共的每况愈下和它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有关。死守“民族主义”这张最后的“王牌”，是俄共无所选择的选择。有一个公式说，俄共主张的全部内容是：“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东正教”。但是俄共的民族主义本来就面临着日里诺夫斯基自民党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竞争，而在不那么极端的层次上，普京的“强国主义”又瓜分了它的资源，难怪俄共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俄共的萎靡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普京时代俄国“魏玛化危机”的缓解乃至近于消除。叶利钦时代俄共的兴盛主要由于人们不满当时的混乱，而不是真的看好斯大林体制。混乱结束，俄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如果它不能顺利转型为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可以想见其前途不会乐观。  　　然而，在普京过于强势而其他反对派又无力抗衡的情况下，俄共再垮也不会垮到哪里去。2007年12月大选时，一位投了俄共票的女士就对媒体坦言，她并不认为俄共比“政权党”好，但权力的天平不能太过倾斜，普京再伟大也要有人制衡。可以预言，随着“怀旧的老人”逐渐离去，俄共的前景不能不更多地指望类似这位女士的人。而这种投票者的增多固然是俄共的希望，难道不也是俄国政治文明的希望吗？  　　今天，面对人们对普京权力过大的担心，作为反对党的俄共最可能打的就是“民主”牌了。虽然俄共仍然埋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断送了苏联，但是今天俄共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公开性”。在2005年10月的俄共“十一大”上，久加诺夫宣称如今的俄国“确立了波拿巴主义制度”，因此今天俄罗斯的任务并不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改变波拿巴主义制度”。在这种形势下俄国“首次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而这是对俄共有利的。尽管坚持以自由主义为头号敌人的俄共原教旨主义派别并不同意这些话，但他们有什么牌可出？按照目前的趋势，如果有一天俄国出现俄共与自由民主派以“民主牌”联手抗衡“新沙皇”支持的“政权党”，笔者不会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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