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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陵江到富士康：农民工自杀悲剧的背后

http://www.CRNTT.com   2011-04-17 09:29:30

从歧视“农民”、歧视“外地人” 到歧视贫民 　　然而20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与现今的富士康事件到底还是有些背景的不同。当年农民工跨省流动大潮未兴，嘉陵江畔那些纺织企业的打工妹基本上都来自附近农村，她们的悲剧根源就在于那一纸“农村户口”。可是今天富士康周边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却截然不同，他们不仅不用去打工，还依靠土地升值，成了向打工者收租的房主。尽管在如今的城中村改造中他们与拆迁当局还可能会有利益博弈，还可能成为强制行为的对象，但与他们的租户相比，已经不能说还是“弱势群体”了。因为土地，他们的“农村户口”甚至往往成为令人羡慕的东西。深圳辖区内现在已经强制取消了农村户口这一名目，“村改居”、“乡改镇”而后又“镇改街”，所有户籍居民都已“市民化”，但“被市民”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好处。事实上，在发达地区与一些“一线城市”里依靠“外来打工者”的辛劳，“本地人”中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甚至在前“农民”并不争取的情况下取消了户口的类别之差。当年城郊打工妹仅仅因为“农村户口”就“含恨嘉陵江”的现象已经不复见了。 　　而今天的打工者身份定位主要已不是他有无“城市户口”，而是他有无“当地户口”。原籍外地城市的打工者并不比本地“农民”更强势。而“外来打工者”的处境众所周知。在强制收容时代，街头随意盘查打工者“三证”、无证就抓走的现象，是很平常的都市景观。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而且有正式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致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这次事件引起的不满导致“收容恶法”被废除，这无疑是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 　　可是废除后的这几年，人们仍然不时听到类似的弱势者在城里遭遇权力暴力的事。尤其是2009年，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关于“城管”抓小贩时出手要狠，“不能轻易放过”，要干得“干净利落”，“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说法在网上披露后，引起舆情哗然。 　　但人们也注意到：尽管权力暴力的受害者现在与过去其实是类似的一个群体，暴力的理由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暴力收容多以检查居民证件的名义：改革前就叫“查户口”（那时连“暂住证”都还没有，农民因事进城都要一事一开“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的危险），改革后允许非本地户籍者持证“打工”了，就叫“查三证”（通常指暂住证、务工证和计划生育证），两者都可以说是直接与“户籍”有关。而现在的“城管”、“拆违”暴力则以维护“市容”和秩序为名，以“无证摊贩”和贫民窟（我们叫“违章建筑”）为对象，可以说与“户口”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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