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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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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谓“发展完善”激励了独身、离婚、同性恋、丁克等生活方式，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上述生活方式从社会边缘成为“时尚”的最强大推动力量，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而且，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们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将进一步显着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在老龄化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这一问题在西欧大国中以德国表现最为突出，英国等其他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同样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又从几个方面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 第三，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欧洲国家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事实上，上述机制已经在英国和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外来移民、特别是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及其负面冲击已经在西欧国家引起了相当多的反思。倘若没有经济制度方面的相应变革配合，他们的抨击最终只能沦为空谈而无助于解决问题。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国内消费增长多年滞后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今日中国，适度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消费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在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别国经验教训，对其副作用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 片面迁就少数族群思潮的误区。潜在风险更大的是，某些影响颇大的思潮不是鼓励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认同中国主流，通过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以赢得发展空间，而是抵制认同中国主流，抵制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为此而漠视总体上人口更多的东道国本土主体民族的权益，压制其自由，以迁就少数族群，甚至实质上主张取消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承担任何效忠国家的义务，国家却必须无穷无尽地给予其格外优厚的待遇。无论是在现实问题还是在历史问题上，都不难看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南宋末年，阿拉伯后裔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宋王朝政府对待他不可不谓优厚，他却在元军进逼时屠杀南宋宗室、官兵和士大夫向元军投降，从而理所当然受到中国正统史书的谴责，明朝政权也对其后裔给予了禁止入仕的严厉惩处。但到了当前某些研究回民、穆斯林的学者笔下，却出现了这样为蒲寿庚辩护的言辞：“对蒲寿庚，后人记载多致微词，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对他叛宋降元的指责，因为这违反了中国忠君、报国的传统。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蒲寿庚虽在宋朝为官，但毕竟也属经商的‘蕃人’。商人有商人的价值观，侨民有侨民的处境，不应该要求他一定要忠于某一个皇帝或某一个朝代。”这种言论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即蒲寿庚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侨民商人，而是已经担任南宋王朝高级官员多年，因此理当承担效忠南宋国家及其君主、政府的义务。为其推卸责任，其实质就是主张中国必须给穆斯林想得到的一切优惠和特权，但穆斯林无须向中国承担起码的责任义务。抱有如此历史观念的个人与群体，对待现实中的效忠国家、遵守国家法规、民族和谐等义务，他们又会如何表现？ 对当前的在华外国人违法犯罪等问题，中国社会上也不乏打着种种旗号盲目为其辩解者，有些辩解已经完全打破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底线。 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政治私利动机。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政治私利动机也在削弱中国社会抑制移民挑战的机制，甚至在激励、教唆外来移民挑战中国社会。在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中，泛民阵营之所以支持外佣取得居港权，重要目的之一是企图藉此取得这几十万人的“铁票”，以便在未来的香港选举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是为了政治私利，托派组织“社会主义行动”香港支部及其实际领导人梁国雄一贯教唆组织滞留香港的南亚、北非流民闹事，要求取得“政治难民”身份，并提高对其经济补助。 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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