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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28 09:20:25

那么，新常态下“稳增长”的目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为此，做简单的情景分析就可判断一二了。根据IMF的统计，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6747美元。以此为起点，在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情况下，未来7年中国年均只需实现5.8%的增长率，人均GDP就可达到10000美元；若2014年至2049年，中国年均增长率能够达到5%，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39000余美元。这意味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社会目标的可接受增长下限，明显低于当前政府7%-8%的增长目标区间，也明显低于国内大多数学者所估算的7%左右潜在增长率。进一步的，若未来实现的年均增长率能达到7%，2020年和2049年的中国人均GDP将分别达到10834美元和77077美元。不难发现若实现的增长率能够维持在潜在增长率左右，中国就能够在经济总量上提前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雄伟目标。正因为如此，面对实现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旧常态下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府才对稳增长的政策选择仍然只是“微刺激”。质言之，即便短期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为实现既定的宏伟社会目标，仍具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稳增长”政策应更多关注就业 　　文章认为，既然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可接受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那么，政府对“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度的拿捏，政策思路也该有所调整。即：从关注GDP的增长率或通胀，转向更加关注就业的变化。尽管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充分就业，但是，应当说，就业在旧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中并没有被赋予其应有的权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张”取决于实现的增长率，“缩”则取决于通胀率。无论是“张”与“缩”，均与就业无直接关系。 　　忽视就业（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有其固有缺陷。旧常态无论是“保增长”还是抑制“过热”，政策决策忽略了就业指标，可能与中国失业统计的不健全有关。由于中国过去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失业登记与失业救济制度，因而中国并没有准确的失业统计。这无疑增加了宏观决策时更多考虑就业时的难度。不健全的失业统计，使得中国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性颇有些不可思议：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呈明显的波动性，但失业率变化甚微。例如，2002年至2014年上半年各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4.3%之间波动，同期GDP季度增长率在2007年季度一度达到15%，最低的增长率为7.4%，GDP增长率的较大波动性与登记失业率的稳定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或者说，经济增长率出现50%的大幅度下降并没有伴随失业率的下降。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另外，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需求之间关系的分析，不难发现一个类似的怪现象：在2000年至2008年初，中国就业需求持续上升与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强正相关；在接下来的约七年时间里，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0年第四季度的职业需求人数约为469万人，而在2014年第一季度需求数却增加到约了629万人，与就业需求增加相反，经济增长率却从同期的9.5%下降到了7.4%。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就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经济政策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奥肯定律”在中国似乎并不成立。 　　在失业统计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业需求量的变化，可在稳增长的政策决策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旧常态中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实现的增长率和通胀率的变化，相对忽视了就业指标对宏观经济的意义。增长率高了，尤其是通胀率上升到4%以上，有过热之虞时，就紧缩货币与信贷，收缩流动性；增长率低了，就会手忙脚乱地大规模扩张信贷与货币。政策的“紧”，看通胀；政策的“松”，看增长，乃至政府在政策松紧之间变换时，会强调“防通胀”或“保增长”的不同政策目标。结果，本来是为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反而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为了实现短期增长目标的宏观政策，也加剧了企业的短视行为，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这告诉我们，新常态下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当机会主义地在“防通胀”与“保增长”之间跳来跳去，政策决策的依据应给予就业市场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就业与增长率之间关系出现新变化，为我们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新的选择思路，即稳增长的政策应当赋予就业更高的权重。质言之，即便增长率下降到了低于7%，只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足够就业人数的需求增长，没有太多的非自愿失业，就不宜采取过于刺激的政策措施。我们认为，政策决策中，就业权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也能够避免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GDP，让宏观政策多了一些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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