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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民主的危机及其未来 | |
http://www.CRNTT.com 2014-05-13 09:18:45 |
民主也须要与时俱进 如同任何政治体制,民主也须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仍然是对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西方民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民主的形式就要发生变化。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所面临的,是其政治结构和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刻矛盾。 首先,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结构最为重要,因为这基本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民主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主体。如果民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有利于产生中产阶级的经济结构。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经济结构,西方必须花大力气来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现在的产业结构是富豪-穷人结构,即绝少数人掌握巨大的财富,而大多数平民则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个结构不仅产生不了中产阶级,而且在摧毁着传统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当然,与此相关的是全球化。全球化为资本所推动,其所产生的好处也流向资本。西方社会越来越分化。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不会有高质量的民主的。 同时,西方也必须改革社会政策。西方社会政策或者说福利政策在实现社会公平、保护中产阶级和稳定民主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没有社会政策,不仅资本主义,西方民主也很难生存。历史地看,社会政策既是对资本主义产生弊端的反应,同时也可以说是社会政策拯救了资本主义。不过,今天西方的一些福利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福利制度的极端化并不是因为福利制度本身,而在于“一人一票”之下的政治民粹主义。道理很简单,“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要求“一人一份”的(经济)贡献,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要实现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之间的平衡,但在现在的福利体制下,人们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来获取“一人一份”的社会权利,而“一人一份”的经济贡献则被大大忽视。在选票决定一切的情况下,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私利,拼命许诺选民,导致了用政治权力来重新分配公共服务,既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也培养一部分人“不劳而获”的意识。如果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不能回归平衡,民主很难回归正常运作。 要改变这种情况,西方的政治精英必须从选票民主中脱离出来。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或者说表达民主的一个程序,民主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上,西方似乎还须回到近代以来人们一直所注重的政治“美德”。在大众民主之前,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选拔制度和选举制度的结合,先选拔好一些具有“美德”的候选人,然后交给人民选举。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美德”已经衰落,变得毫无价值,因为选票而非“美德”规定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是“精英”。在这个领域,西方民主也可以向东方的任人唯贤制度(meritocracy)学习。在任人唯贤制度下,候选人的素质要包括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决策能力、清廉和个人美德等方面。只有在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之后,才可以出来交予人民选举。强调“美德”,也可以促成政治精英之间重新达到共识,而无需诉诸民粹主义,讨好选民。精英之间的共识政治,可以促成政治人物去考量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从而实现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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