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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以日本为鉴

http://www.CRNTT.com   2014-01-10 08:38:05

第一，过度投资下，两国金融都有（或有过）失衡态势。我国宏观信贷规模（以信贷/GDP占比来衡量）已从2000年的105%，上升至2012年的187%；与此对应的是，在日本，该信贷比从1980年的127%增长到1990年的176%。另一项重要指标是，在2008-2012这四年期间，中国社会总融资占GDP比率也快速提高了5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过去四年，中国信贷规模的扩张速度，还要比日本80年代水平更加显着，金融有过度杠杆化的风险。 　　第二，经历过经济大扩张后，两国企业债务都上升到危险区间。有研究测算，中国的公司债/GDP占比从2007年的90%，提高到2012年的124%；与之对应，日本的公司债/GDP占比从1985年的95%上升至1990年的115%（并继续扩大到1993年的123%）。公司债的扩大，源于土地和不动产抵押的扩大，一旦房价下跌势必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引发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近些年，企业信贷危机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也确有预演。所以说，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比，中国的企业债务风险同样不可小觑。 　　第三，伴随着信贷规模扩张，两国都经历了房价的快速上涨过程。2006-2012年，我国实际房价（去除通胀因素）年均增长率为8.9%；这与1986-1990年日本房价年均增长6.6%相似。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等阶层的低收入水平，今天我国市民的住房购买力要远低于80年代的日本。考虑到除了土地、人力和资本之外，住房也是生产要素。当其它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时，房价没有理由不上涨。这不仅直接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雇工成本（工资），使实体企业难以扩大再生产；还加剧了居民生活成本，激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 　　对两国城市化的共性有一个整体把握之后，我们还要正视自身城市化过程中的独有特性，以便对症下药。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让农民进城迈得开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54亿，其中城镇人口为7.12亿。此外，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4%。除去城市流动人口，我国城市化率实际为35.2%。让这部分农民工不再迁徙并成为市民，先要从户籍和土地制度上为他们松绑。另外，我国正走出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负债，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这就更需要户籍、土地，和计划生育制度改革相配合，使我们盖大楼的城市化转向名副其实的人口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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