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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政治问题? | |
http://www.CRNTT.com 2013-12-03 09:12:40 |
不过,另一方面,人们也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这需要法律对这个机构规定其所享有的权力及其边界。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关系需要处理好。首先是内部的稳定和外部国家安全既要协调,但也需要分工。如果用处理外部国家安全的方式来处理内部的稳定,会造成很多政治社会恶果。其次,更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当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由同一个机构来处理,也会产生很多政治社会恶果。这方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所导致的后果,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教训。对一般社会稳定问题,还是必须通过社会建设来处理。 除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这些关系外,这次全会在改革的方法和方式方面也有了制度创新,即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不管形式和层级如何不同,这会类似于1980年代体制改革委员会。尽管人们把中国的改革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是有顶层设计的。1980年代的体改委(体改办)就扮演这个较色。对熟悉体改委(体改办)的人,不难理解这个机构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中国的改革非常复杂,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做研究和顶层设计。本世纪以来,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和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来辅助领导层有关。在很多年里,也有不少改革出台,但大多数改革方案都是既得利益所为。既得利益需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了,往往设计好改革方案,让高层认可一下。这种改革追求的是部门利益,而非整体社会利益。结果是,越改革,越糟糕。现在,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有望逆转这个被动局面。不过,这仍然决定于这个领导小组的机制设置和人员的录用。 机制的设置很重要,必须把政策研究、决策和执行分开来。在政策研究领域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开放,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如果参与者都是既得利益和利益相关者,所设计的政策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1980年代的体改委(体改办)基本上是“务虚”的,大多不是利益相关者,这样才能超越具体的利益,从整体利益出发。这一点是这个领导小组可以借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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