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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格尔:大学要发出声音 不要成为国家的仆人 | |
http://www.CRNTT.com 2013-09-17 15:49:57 |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为什么一直留在哈佛,留在美国? 昂格尔:我最初来这儿,原本打算只待一年,那时巴西正处于军事独裁之下,我的家庭里很多成员都遭到了逮捕,包括我姐姐,我回不去了。那时,美国人邀请我留下来,我便开始任教,并把我自己投进了一系列理论研究中。国内局势一开始变化,回国开始变得可能时,我立刻回到巴西。我的时间在巴西的政治参与和美国的理论研究之间分配。 在哈佛,他们给我完全的自由。他们之所以给我这种自由,是因为我的研究对他们的体制不构成威胁——在美国,它完全是理论和哲学上的。我从未把哈佛视为融入美国生活的桥梁,相反,我将其视为隔绝于真实世界的修道所。大多数时候,生活处于修道所与战场两者之间,既非战场,也非修道所。我试图逃避,身处哈佛帮我实现了这种生活。 教育与大学的使命,是培养塑造那些能够抵抗历史潮流的人。正如尼采所说,一个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顺应他的时代,而是因为他抵抗他的时代。我想这就是大学渴望培养的人,因为人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超越当下的情景,这也是界定思想深度与丰富程度的标准。与所有其他古老的大学一样,哈佛一开始是个宗教机构,一个神学院,它所代表的宗教不服从精神与美国精神密切相连。它有它自己的缺陷,但也孕育了一种热望与抱负,即将人性代入更高的层次,有所超越,而不仅是成为社会的木偶。但美国的大学现在各个领域都与正统主流思想站在了一起,当大学变得更加世俗,训练学生变得很有能力,但也更加服从,在各领域用将世界理性化的精神来进行研究,这就毒化了它应有的使命。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美国生活?你觉得你与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联系吗? 昂格尔:我有很多朋友,我的同事对我都很慷慨。但我相信,如果大学的管理层,我指的不仅是这一届的管理层,我指的是所有的哈佛校长,如果一旦有可能,都会巴不得立刻让我离开。如果他们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按,他们讨厌的那个人就会掉在地上,我想他们肯定会按的。 我没有介入过任何哈佛眼下正在进行的政治争论,但我的确不断地在抵抗大学的欲望和需求。就像现在,我就与大学在网络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大学想控制教授在网络上的言论和出现方式,但宪法赋予的权利决定了,大学无法监控或审查别人的网络言论。我在网络上发布了越来越多的录像,而且我不打算让校方的权威阻止我。他们要是敢制止我,我就打算上法庭。通常情况下,他们懒得管我,因为我又不参与美国政治,他们一般对待我是有距离的礼貌。但诸如网络这样的问题上,还是偶尔会发生本地化的冲突。我很赞成法学院同事劳伦斯.莱斯格的“创作共用”思想,而且巴西在这方面也站在前沿。 我相信世界政治。我就像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实现。我相信我们的替代道路可以普适化。我写关于美国的文章,也教很多有关美国的课程,还写过一本书,叫《美国进步主义的未来》。虽然我不是美国公民,但我经常介入到美国的政治讨论中,因为我是国际主义的。我感到,与我身边的哈佛教授不同,我与美国的先知其实更能产生共鸣,与沃尔夫.爱默生和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人物感觉更近。在很多方面,我对美国精神有强烈的欣赏,我恰好觉得我的作品更能够体现真正的美国精神,而不是现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美国政治文化的心脏就在于对凡事皆有可能的想象,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普通人的人性无法企及的,只要他有正确的工具与机会。政治的真正任务,不仅是将社会人性化,而是提升人性,将人性带入更高层次的生活形态。这是美国信仰的特质。我对这种信仰的认同胜过了美国人,我觉得我的心灵与美国精神比他们贴得更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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