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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何帮日本细菌战犯逃脱东京审判

http://www.CRNTT.com   2013-07-07 11:27:46

向山姆准将提交请愿书后不久，内藤良一写道，“日本血库”由于没有通过献血等办法获得血液的组织，所以将与红十字携手推进该项事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第二年2月6日的文件还记述了勃兹曼对民营企业“日本血库”成立经过的说明，以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如何协助内藤公司的情况。 　　而后一切都变成内藤良一策划、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在后推动的形式了。 　　不过，曾担任1952年设立的“血库东海地区血液保存配给所”所长的野口医师告诉我说：“实际上，内藤良一是秉承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创办血库的。” 　　如此说来，提交给山姆准将的请愿书，岂不也是根据占领军的指示“起草”的吗？ 　　野口医师从包里取出一张纸给我看，那是以“要求在名古屋建立血液中心”为题的印刷文件的复印件。他说：“这也是秉承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所作的‘表演’。” 　　这份标明1952年的文件作了如下记述：“……回顾本地输血实施实际状况，一如既往，仍然没有摆脱可恼的旧态，即存在梅毒感染之危险，有血型混用之虑，难以找到相同血型，血量不足，以及招募时间延误等。我等作为医学界的骨干力量，希望本地早日建成具有美国那样的先进组织和技术的血液中心。” 　　“可否帮忙销售一些血液（乾燥人血浆）。” 　　野口医师接受了内藤良一的委托，他说：“那时刚好是（日本）血库建成一年左右。我在铁路方面也有些门路，可以运货，所以就请他将血液运到名古屋火车站的站长室，再将它推向市场。我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顺利起航的“日本血库”成立后不到一年，朝鲜战争进入休战谈判，血液的特需热潮随之消退，而血库的产品也销不出去了。 　　我问野口医师，您是不是“日本血库”名古屋设施所长呢？野口医师回答说，那是无稽之谈。 　　“我与其说是以血库的名义，还不如说只是以财团法人‘公众保健协会’理事的头衔提供血液的。那时，我已经在经营医院，并在公众保健协会下负责检查寄生虫。事情繁多，我虽担任了协会理事长，但一直没有领取报酬。” 　　野口继续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驻日本后，首先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在横滨设立慰安所，二是立即交出石井阁下的滤水机。不过，传闻滤水机已经沉入最上川了。将它从河里捞上来，三台交给了占领军。还有一个条件是研制出流行性斑疹伤寒疫苗。听说，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死前失声对石井四郎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石井四郎要是听到内藤良一在大阪创办血库，会有什么想法呢？对石井四郎的心思，我只能做一番猜测。不过，西里的采访报告记录了石井四郎女儿春海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她说：“内藤良一没有孩子，对我非常疼爱。不过，他是一个才智敏锐的人，与众不同。头脑尤为机灵，却生性冷酷。他创办绿十字公司时，没来跟我们作任何商量。他在创办绿十字公司的前身———血库时也是全盘利用了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所以进展顺利。”石井春海回忆往事时说的这段话，不妨看做是石井四郎的讲话。 　　《绿十字30年史》记述了该公司从成立伊始就有一本名为“擎引车账簿”的笔记本。该笔记本，按项目小组汇总研究开发活动，详细记录了各项目小组的进展情况，显现出业绩评定严格的“内藤特征”。“绿十字公司”与其说是重视产品的安全性，毋宁说更重视企业的利润。这样的企业文化，想来不就是源自内藤良一在创办“日本血库”时的金钱考虑和唯我独赢的商业意识吗？ 　　后来，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找到内藤良一。据说，内藤本人在接受常石教授的采访时曾提到过当时的情况。常石教授后来告诉我说：“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来到曾是自己部下的内藤良一这里，要求雇他工作。内藤良一说，他当场就把石井四郎撵回去了，说‘北野政次为人谦和，已请他掌管东京的机械设施了……’” 　　内藤良一这么说，则在暗示石井四郎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家伙。石井四郎去见内藤良一，也必然自以为内藤良一会聘请他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 　　石井四郎的两本日记里，内藤良一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然而，是内藤良一接受了与占领军交涉的任务，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石井四郎或许也知道内藤良一在接受法务局的审问中终于坦白交代，证明进行过人体实验。对于战后的石井四郎来说，内藤良一的背叛出卖和暗中活动，才是他愤懑郁怒的根源吧。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内藤良一不但才能杰出，而且头脑机敏，深谙掌控组织的玄妙；其实，他才是在战争期间全面负责石井机关、巧妙操控石井四郎的幕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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