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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 | |
http://www.CRNTT.com 2012-08-17 08:37:50 |
上海证券报发表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徐诺金文章认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储蓄长期大于投资。正是由于这种储蓄与投资的内部失衡在滞后的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及汇率政策作用下,最终转化为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外部失衡,引发国内经济陷入控通胀与保增长的交替循环之中。 中国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不仅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损失,也是这些年来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根本原因。治理这种通胀不能依靠紧缩货币信贷和控制投资增长,相反,需要充分有效地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从根本上减轻贸易顺差压力和过剩流动性来源。当前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文章全文如下。 1 正确认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要有“恐投症” 去年以来,中国通胀一路走高到6.5%,后经调控逐渐回落至今年7月1.8%的水平,创25个月来的新低。而经济伴随调控一路走低,GDP从去年一季度最高的9.7%降至今年二季度的7.8%。有学者把当前经济增速的这种回落归因于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后遗症,极力反对任何放宽投资政策的宏观政策调整。 但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回落还是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见微知着,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预调微调。央行也预调微调了货币信贷政策。奇怪的是股市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反弹,反而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对此,有投行人士将其解读为人们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担忧。社会似乎出现了一种谈投色变的“恐投症”。 我认为谈投色变的“恐投症”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中国现实中存在的投资效率低、浪费现象严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满,认为是高投资导致低效率、导致产能过剩和浪费;二是在理论上混淆了投资、消费与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是高投资挤占了消费,制造了顺差,扭曲了产业经济结构。 消除“恐投症”,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理论,从最古典的土地、资本二要素生产模型,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到后来引入技术、教育、制度等要素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没有一个不强调资本的重要性,也没有一个把消费作为推动增长的要素。 相反,所有理论都告诉我们,消费与形成资本的源泉——储蓄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现在消费多了,为可用于未来扩大生产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储蓄就少了,所有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费高,储蓄上不去的问题。 由于消费后的剩余不多——储蓄上不足,可用于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投资能力较低,经济难以摆脱增长的困境。世界上经济落后、经济增长上不去的国家都是储蓄率低投资率上不去的国家。相反,世界上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都是储蓄率较高的国家。 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欧美经济当前出现的债务危机及增长停滞问题也从实证的侧面说明了储蓄的重要和投资的作用。 欧美都是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的国家,如果消费能带动增长,那欧美应是当今发展最快的国家。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消费过度,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低,债务危机最重。如到2009年时,希腊消费率为91%,储蓄率却仅有9.1%;西班牙消费率达到77.8%,储蓄率为22%。 美国也面临同样问题。消费率大大超过储蓄率,支持不了国内投资所需,被迫负债。如美国2009年时消费率达到了88.6%,储蓄率仅有11.5%。在这些高消费、低储蓄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的时候,中国经济却以世界少有的速度连续30年高增长,其原因恰恰在于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 1978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储蓄率的上升,中国的投资率也逐步提高,尤其是2000年以来,投资率上升得更快,2008、2009、2010年分别达43.9%,47.7%、48.6%。从1978-2011年,中国年均投资率保持在38%以上。计量分析表明中国投资率与GDP增速为正相关关系(1978年-2008年相关系数为0.42,1990-2008年为0.6)。可以说,没有中国的高投资,就没有中国的高增长。 理论和实证表明,消费是无法带动增长的,它是增长的归宿,而不是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投资,投资的源泉是储蓄。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都在告诉我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虽然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有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各种因素,但其中,由储蓄率决定的投资率的高低是关键性决定因素。消费率高低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负决定因素。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及欧美国家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恰恰说明投资的重要性及过度消费所带来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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