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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扬：耳朵被打残 不怪毛泽东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院内老干部们个个伤心落泪，父母和我们全家都痛哭失声。春节前几天我去万招，大门口碰见了聂力，她刚从宋任穷伯伯家出来，专程来此嘱咐大家春节期间最好在家待着，不要走亲访友，说现在形势比较严峻，叫我转告父母和其他熟人。3月下旬我出差去靶场，5月上旬回京，正在查“四五”天安门事件。7月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万寿路招待所的墙根里侧扯起一溜塑料棚，一家一个。大女儿阳阳十四岁，乐得不用上学，正在一个棚下忙来忙去帮着姥姥料理家务。大地震后，父母搬进后面小楼去住，条件好多了。不久，又请了一个阿姨做饭，大大减轻了妈妈做饭洗衣的杂务负担。  　　用妈妈的话讲，那几年的生活虽然开始苦一点，倒真像回到了延安时代。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父母来讲，确实过了几年充满希望和轻松愉快的生活。 父亲承受的最后一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彻底倒台。招待所的老人们刚从悲愁的迷茫中醒来，二下变成欣喜若狂，中国终于从浩劫中走出来了。  　　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  　　我理解父亲的这份真情。  　　1927年“4.12”白色恐怖开始后，父亲抱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共产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党组织遭破坏，父亲独撑局面，为保存左翼文艺做出重大贡献。但“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又因他当时年少气盛，没有处理好和鲁迅的关系，挨了骂，带着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生活虽艰苦，但有了保证，不用为没钱发愁。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看来毛泽东对这个勤奋能干的年轻人也很赏识，安排住处，促膝谈心。当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时，父亲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周扬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并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时，他便自然地从心底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从此，他跟定了领袖，跟了一辈子。完成了一个忠臣的使命。  　　对建国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的错误，他认为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全党都有责任。30多年来，知识界文艺界受到的伤害最重，作为当年的领导者，父亲愿承担一切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他给许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们道歉，不去辩白具体真相。人家骂他也不在意。有时，连了解内情的妈妈和他的老秘书露菲大姐都愤愤不平，他就说：“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吐吐怨气骂骂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谈到有人反对“伤痕文学”时说：“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每当他对我说起这些老同志们经受的磨难和委屈时，从不提及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全出自内心，是坦然和真诚的。如果人们能从同情弱势者的习惯氛围中走出来，冷静地审视一下历史，他们会发现，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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