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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放”与中国的文化崛起

http://www.CRNTT.com   2011-12-27 11:39:29  


 
文化依附于权力难以独立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历史上,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是知识的忠诚,即儒家,二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保证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事务,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与传统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强化了。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为权力服务,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的是那些对政治和权力不关心的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会说好话,为现政权辩护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现存体制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在追求权力,就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得到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因此往往自觉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也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说,他们是要通过反权力而得到权力。

  无论是为权力服务还是反权力,都很难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的权力哪里来?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那些经常讨论实施政治、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已经变形了。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会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想挑战权力,权力想遏制知识。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结果两边都不专业。权力不专业,没有信心,总想控制一切。知识界不专业,解释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预政治。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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