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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于历史尘埃的辛亥女杰

http://www.CRNTT.com   2011-08-30 14:52:53  


 
  吕美颐:她们多数接受过新式教育,是较早出现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的一批人,但觉醒程度因人而异。一种是比较激进的,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同时,较早意识到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并创办女学、女报、女子团体,参加女权运动,追求男女平等。这类女性属于觉醒程度最高的,比如秋瑾、张竹君、尹维峻与尹锐志姐妹、唐群英等。第二种是女性意识比较强烈,但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而是积极从事妇女运动,活动于文教卫生事业。还有一些女性,思想比较开放,但由于自身或家庭原因,很少直接参加社会活动,比如单士厘(钱玄同的长嫂、外交家钱恂的夫人)。

  知识女性的出现,与社会环境变化及其个人际遇有关。20世纪初中国涌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潮流,应运而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热衷于研究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赋人权与进化论),并以此宣传妇女解放和西方女权思想,比如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金一(金天翮)所着之《女界钟》,后者更因此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骚(即卢梭)”。而女子教育此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新政推动下覆盖面较广。一些女校甚至成为鼓吹女权、鼓动革命的阵地,其中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校,不仅宣传反满革命,还为实施暗杀在化学课上教授制造炸药。此时,女子报刊约40多种,女子团体也有40多个,学校、报刊、社团影响了很多女性。而家庭与亲属的影响,也是促使女性觉醒、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例如,陈撷芬跟随父亲陈范,林宗素、方君瑛跟随兄长林獬、方声洞参加了革命。此外,官绅或富商家的寡妇,如徐宗汉、徐慕兰、梁绮川、宋铭黄、庄汉翘等,则因个人遭际不幸而改变了人生。

  新民周刊:为什么年轻的知识女性热衷于易装,甚至从事暗杀、制造炸弹等危险激进的革命行动?

  吕美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的女性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往往是把男女平等理解为男女都一样,视男子为榜样,极力效仿男性的强壮威猛,于是就出现了拟男倾向,即所谓的男性化。二是20世纪初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政府主义主张以破坏、爆炸、暗杀等激烈手段反对专制,历史虽然早已证明这条路行不通,但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却视此为推翻清政府的捷径,极为推崇,包括蔡元培等人,比如高度赞誉俄国无政府党领袖苏菲亚暗杀沙皇的惊天举动。这一思潮也波及到了女性,秋瑾、方君瑛、吴木兰等人留学日本时,参加了俄国无政府党人制造炸弹的培训,有的还参加了暗杀团体,甚至直接参与了暗杀摄政王载沣和广州将军凤山的行动。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非常激进,他们认为家是万恶之源,主张毁家革命,主张与男性为敌,通过不与男性结婚等来复仇、复权。不过,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喉舌的《天义报》也是国内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曾节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

  无奈的结局

  新民周刊:为什么女军从北伐战场归来,广受赞誉却难逃被解散的命运?是解散直接导致了部分女子领袖转而参政吗?

  吕美颐:这里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层原因。表面来看,当时组织女军主要是为了北伐,但是南北议和后,战局告一段落,女子国民军、敢死队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再加上当时西方列强并不支持孙中山,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南京临时政府因经费极端困难,而大力裁减军队缩减开支,女军首当其冲。于是,个别女军转型为女子学校,大部分女战士则被遣散,自寻出路。至于深层次原因,在于辛亥革命对传统性别制度的冲击有限。当时的社会本质上还是男权社会,女性重新回归家庭实际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选择。促使激进女性转而争取参政权的原因很多。首先,无论在东西方,参政历来都是妇女运动的既定目标。其次,此时出现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南京临时政府正着手制定《临时约法》,她们幼稚地认为,参加革命使她们拥有了争取权利的资本,可以将自己的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促成女子参政运动的时代因素。在我看来,法律是性别制度的变革最高层次(社会规范如家规、族规等次之,然后是人们的习惯,最低层次是女性的自我认知),也是最难以触动的地方。而能否达到参政目的,不仅和妇女运动的成熟程度有关,还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关,社会能否接纳是女性参政运动成败的关键。

  新民周刊:当时的舆论尤其是革命男性对于女性参加革命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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