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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真实的俄罗斯与东欧转型故事

http://www.CRNTT.com   2011-07-10 08:52:27

金雁：东欧早年为了抗衡苏联，哥穆尔卡最早提出了波兰特色，这都是为了反对移植苏联模式。斯大林就认为整个东欧只有苏联模式，民族主义就是对抗苏联。  　　在转型过程中，还是有波兰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这是因为他们国家面临的转型初始状态不一样。  　　波兰为什么搞内部人的私有化，职工私有化，就是因为他们工会太强大，农业又没有搞过集体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这一块是可以暂时排除在外的。捷克没有强大工会，因为在原来的奥匈帝国的基础上以20%的人口继承了80%的工业，民族自豪感强，而且宏观经济比较好，所以就搞了“证券私有化”，也就是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平均分给了老百姓。匈牙利的问题在卡达尔的遗言里说得很明白了，他是1989年6月份死的。他说趁着苏联现在视力减弱，我们赶紧回归欧洲，机会难得。他在位期间大量借款把匈牙利人的生活搞得很好，因此匈牙利需要还债，就必须向外拍卖，所以国际化就成了显着特色。  　　这些都是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来的，现在已经殊途同归，几种模式相互渗透。进入欧盟时就得要强调普世价值了，欧盟有一视同仁的标准来考核，不强调特色，这时候强调的是普世价值。  　  　　我们在那里也了解了一下他们是怎样看待中国的。首先有些隔膜，不像50年代那么熟络与亲密。其次，他们感觉到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压力。问到对“中国特色”的看法，他们策略地回答道，“上帝不会偏袒任何一个自认为特殊的民族。人类文明中追求的正义、公正、人道都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所特有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俄罗斯体制外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这样的代表，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金雁：俄国知识分子从形成上都是围绕“大文学”的概念，文学一枝独大，在文学里表现思想，所以文学号称是第二国家，把其他的学科都涵盖进去了，包括了哲学、宗教、社会学等。文学是良知、正义和呐喊的化身。俄罗斯全民都在读文学作品。几百年来俄国知识分子反抗政府是一个传统，能叫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反政府的，他们叫心灵反对派，或者天然反对派。技术人员能力再高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是专业技术人员。  　　在中国，因为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情结，只有进入体制内才有用武之地，好像只有在体制内才能大有作为。那天我在感慨，中国历史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有谁呢？秦辉就说有曹雪芹啊，有蒲松龄啊，有清流啊，有浙东学派啊，有黄宗羲啊，每一代人都应该建立“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现在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怪老祖宗，而是我们没有肩负起责任。  　　可是我仍然觉得对比俄国历史上的群星璀璨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比较微薄，我们《红楼梦》、《聊斋》透出来的仍是落第秀才不得志的酸楚劲，体现的仍是不知所措的仿徨，抒发个人情感方面多，自觉地肩负责任给出更多的分析判断以及原创性的学理意义不如前者。  　　  　　人物周刊：转型初期社会群体事件东欧国家多吗？  　　金雁：有，而且罢工的一方总是强势的，比如波兰、罗马尼亚群体事件都不少，刚开始工会没法适应自身角色的转换，他们从反对者的角色转变成执政者之后，上午在议会通过的议案，下午就上街反对自己的政府。这是前10年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党、工会、NGO的角色都已经定位了。  　　当然每次选举前都会有罢工浪潮，因为民众知道，选举前政府都是最低调的，提条件也是容易接受的，竞选者会争取选民，甚至讨好选民，是和政党讨价还价的最好时机。  　　我有时候也会感慨，民主也会惯出毛病来。希腊就是这样，政府都要到破产的地步了，可是工资还是不能减，你一缩减政府开支，公务员就上街了。从政府角度想想，外债已经这么大了，再不紧缩政府就破产了。 　　（作者：张欢　实习记者姜琳琳、陈漫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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