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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燕山夜话》出刊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也都觉得文章写得好，并认为邓拓既然是《前线》的主编，应给《前线》写文章，于是直截了当地向邓拓提出，让他在《前线》上开个专栏。邓拓开始没答应，后来我们一再磨他，邓拓说：同时开两个专栏，恐怕有困难。这样吧，我找些人一块写，行不行？于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被《前线》编辑部的同志拉上马了。 　　记得是在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线》编辑部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写稿，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边吃边谈，定下来四件事：一是专栏的名称。邓拓说，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吧。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邓拓还提到过，“札”字最好用老写的“”。二是署名的问题。邓拓提出就效仿马铁丁等合作的办法每人取一个字如何。吴晗取吴字，邓拓的笔名为马南，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于是叫吴南沙。后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文章的写法。文章不要太长，以《前线》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另外，指定我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到1962年9月或是10月的时候，“三家村”又第二次在四川饭店碰头，请吃饭的目的主要是催要稿件。编辑部主任萧远烈简要说了读者对专栏的反映，希望三位抓紧按时供稿。然而这次会面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稿子照样难催。缺稿的时候，只好将《前线》现有的稿子补上。因此，《三家村札记》198篇文章中，有5篇不是邓、吴、廖写的。其中李光远写了《从善如登》，李文写了《关心业余创作》，张世绩写了《禁于未发》。有两篇是我写的：《不平等的平等》、《谈海派》。这两篇后来被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作为黑话摘引上了。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共坚持了3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杂文专栏难以持续下去。吴晗给邓拓写了封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写了。邓拓、廖沫沙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家村”，就应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它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但是八大的思想没有能够贯彻下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从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来纠正经济建设方面“左”的错误，文化领域也对“左”的偏向提出批评。但是几次纠偏，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庐山会议后“左”倾错误又重新泛滥，国民经济出现了3年严重的困难。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也使文化科学界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中央在1961年实行八字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在调整经济、文化政策期间，许多带有法规性质的条例相继出台，诸如《农业60条》、《人口及粮食问题9条》、《手工业35条》、《商业40条》、《科研14条》、《高教60条》、《工业70条》和《文艺8条》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就是这调整时期的产物，它是思想文化回归到正确路线上的一种表现，和《前线》发刊词一脉相承。 　　当然。《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非每篇文章锋芒都直指无知、不实事求是、轻视教育和文化传统的时弊，但总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召唤下，“三家村”把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凝练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左”倾的错误，从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引起了交锋。 　　具体到文章中，有几件事值得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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