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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改探路 号召官员杀开血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20 08:57:37  


 
  ⊙“政府要像园丁一样,创造有利于植物生长的环境,至于每一种植物在竞争中怎么生长,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刻意设计。”

  ——汪洋

  当历史的机遇再次垂青珠海,这里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他们担心,不这样,珠海或将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珠海的“大部制”改革迟至2009年11月2日才开始。相比“一声惊雷”的深圳和“石破天惊”的顺德,珠海的大部制改革要温和许多。但这里的亮点在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当局希望通过政府机构改革的推动来实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联动。当历史的机遇再次垂青珠海,这里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他们担心,不这样,珠海或将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低效的政府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此前不久,香港智经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文辉做过一项调查,咨询过数百家香港投资机构,得出一个结论:即便港珠澳大桥修通,香港也很少有投资机构愿意到珠海投资。原因是:珠海行政效率慢、审批难。

  “软实力是珠海的一个软肋,很成问题。珠海缺乏特区敢闯敢干的精神,尤其是办事效率和行政效率过低问题一直存在。”当地的媒体人胡明发曾听到过无数的采访对象向他抱怨珠海庞大、臃肿、低效的行政体系。

  来自珠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一份调研报告称:2009年上半年,该市“保增长、定格局”的十大重点工程建设并没有完成既定任务,主要原因是前期筹备工作不到位和行政审批过程过于漫长。

  “一些项目,因为前期工作没准备充分就往上报,被打回来重新做一遍再上报,已经晚了。还有很多项目,省里面批得很快,几天就批下来了,到珠海这里就不行,推不动,给你耽误个把月。”胡明发说。

  珠海的行政效能和机关作风在这次的重大项目上全部显露出来。在一次会议上,珠海市长钟世坚终于忍无可忍,对他属下的官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几乎每一个部门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领导再着急,也无可奈何。”一位知情人透露。

  珠海市委书记甘霖新上任不久曾经疾呼,不提高行政效率,对不起纳税人。之前每一任主政者都曾试图努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每年都要花不少钱到内地和国外去学习一些经验,目的就是为了改进行政效率。”民盟珠海市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原和平说。上世纪90年代初,原和平曾亲自参与过一些政府决策,当时的行政机构很精简,一个大的项目上面的审批手续不会超过五个公章,审批时间也很短。那时,其他地方审批一个大项目盖的章都还需要两张A4纸。

  “2000年后,珠海向内地学习,没有学到先进行政方式,却把官僚体制带入了珠海,过分的程序化执政,导致了行政效率的降低。”2007年,时为珠海市政协委员的原和平下去视察时发现,一个项目的审批时间竟需要250多个工作日,加上周末节假日,足足要一年时间。这让政府也感到为难,但却不是一个部门所能决定的事情,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领导。每个局都有自己的规范,科员推科长,科长推处长,大家都怕承担责任,办事效率低。

  “有些公章盖一箩筐都解决不了问题。一个项目按正常的时间两个月就可以办完,这里搞半年都办不完。这样招商引资,谁还敢来?”原和平在与珠海市政府领导的接触中发现,他们也非常着急,有些都是他们亲自下去跑。在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中,对一些部门撤并和职能整合也是为了解决审批的烦难,以提高行政效率。

  像深圳一样,珠海也组建了一个“巨无霸”式的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将原来的经济贸易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科学技术局的职责整合划入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新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与其合署办公。而从亮相的11位掌门人的形象和履历看,大多数理论水平较高,能动脑子,做事开明,带有现代气息的,并且形象温文尔雅。 2010年1月,珠海市宣布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报告制度。“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都要列入报告内容。

  当局企图改变政府形象的决心昭然。

  独特的官僚架构

  珠海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历经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然而,要彻底改变这样一个庞大、臃肿、工作热情消退、意志消沉的官僚体系,显然不容易。

  “除非当局能够进行最大力度的改革:将珠海的三个行政区和五个经济功能区进行撤并。”一位赋闲的珠海高层领导认为,造成目前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的根本原因是珠海特殊的行政架构。

  珠海最大的一次经济功能区体制改革发生在2004年。南水、唐家湾两镇分别并入高栏港区和高新区,实施“区镇合一”新模式,高栏港区、高新区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授权履行市级政府的行政审批、经济协调与管理职能。

  调整完之后的经济功能区拥有独立的财政和整套齐全的班子,同时,市里充分授权他们享受区一级别的行政管理权。

  “每一个单独的经济功能区事实上都是单独的行政区。”一路改革下来,珠海从开始的一区一县,最后发展成了三个行政区和五个经济功能区。其中,金湾区经调整后,其下只有两个镇。最小的万山区只有6000多人。

  分区以后,上面不断要求下面对口,每个区的编制不断增多。最后变得非常完整。“一个办公室里,坐着十几个人全是局长。市里面有这么多局,不同的局总有会议,回来要召集所有局长开会,每天就是开会都开不完,根本不用干活了。”功能区的一位局长抱怨。

  事实上,区一级的机关对市一级机关的工作效率抱怨非常多。那些功能区里主管经济的负责人抱怨说,“我现在就变成一个小办事员。到市里拿一个批文,迟迟不肯下来,就反反覆复地到处跑。”

  “如果市一级可以将权力下放,一样能换来高效率,但他们不是这样。”当地的一位智囊认为,这是珠海的一个最大的体制弊端。这种体制的弊端造成了珠海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

  以东莞和中山为例,市之下直接就是镇,中间没有区级行政架构,经济管理权下放,充分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珠海恰恰相反,它将权力上收,镇一级没有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在政策上受到非常大的制约。”结果是珠海周边的农村与东莞、中山的农村相比落差非常大,一个经济特区带着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

  很多人对珠海这样的区域设置表示质疑。而事实上这也导致珠海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以珠海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来看,在珠江三角城市中,它的官员队伍也是最庞大的。”以税务队伍为例,一位珠海税务系统的官员透露,珠海的税收不到东莞的二分之一,而珠海的税务人员却是东莞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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