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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深层原因 需要追问

http://www.CRNTT.com   2009-03-31 10:59:49

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以后，许多国家一方面采用凯恩斯扩大政府消费的经济刺激手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和加强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和扩大了一系列社会保障项目，包括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险、伤残保障和社会救济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消极影响。除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之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对于战后西方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调节和推动作用。在二战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似乎已彻底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或消费不足的问题，似乎已经彻底告别了经济大危机的噩梦。  　　透过表象可以发现，尽管非理性的消费信贷工具可以将消费不足转化为消费过度，从而使得这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变得不同，但造成危机的深层原因却幷没有改变。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财富，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结构出现长期持续的极度不均等的话，它反过来必然会限制和约束这个国家经济的继续增长。当这种制约作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会进一步通过经济危机的剧烈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消除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和低收入人群的“过度消费”，显然幷不能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无法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重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收入分配的形成规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占有方式对收入分配的制约作用，从而将收入分配的形成机制建立在更为深层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上。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将收入分配看作是纯粹市场供求竞争作用的产物，抽去了更为深刻的经济制度因素，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形成的本质。二战后美国持续加剧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使得收入再分配幷没有能够完全抵消收入初次分配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因此，只有透过表象，追寻收入分配的结构变化，才能够发现孕育危机的深层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今天存在的经济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初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精彩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一方面，我们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允许收入分配的合理差异，利用经济激励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本身来决定收入分配，必须注意限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趋势的不断扩大，加强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无论对于我们刺激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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