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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4-08-12 09:39:35

党内自上而下反腐败 　　当然，反腐败运动本身并不能表现为仅仅是政治运动。这次反腐败尽管表现出运动形式，但已经超越以往传统的政治运动形式。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反腐败并没有表现为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实际上，从一定程度看，自下而上的群众反腐败空间已经有很大的收缩，这尤其表现在通过互联网的社会反腐败。在过去很多年里，老百姓通过互联网工具的自发反腐败运动，曾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几乎有成为主体的趋势。 　　但这次反腐败的主体，乃是自上而下的党内反腐败运动。其次，在各类腐败案例中，尽管企业界也卷入其中，但除了少数案例，这次反腐败的对象主体是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再次，这次反腐败运动已经倾向于在法治基础之上。反腐败的运动性质本身并没有可以质疑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运动是否有法律的基础。即使在民主国家，反腐败也往往体现为运动式的。不管在怎样的制度环境下，腐败积累久了，就需要用运动来加以整治。运动式的反腐败和法治也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只要反腐败运动是基于法治精神基础之上。 　　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很重要，从形式和数量上看，中国都已经具备了，但仍存在着巨大的改进空间，主要是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首先，中国之前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数量过多，也就是内部制度过分多元化和分散化，制度机制之间缺少整合和协调，没有确立起政治责任制。各机构之间互相制约、推卸责任，在造成了巨大的制度浪费的同时，为腐败分子创造了很多机会。 　　就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的权威性来说，直到这次反腐败运动，基本上不存在制度的权威性。例如，制度机制都表现为“左手反右手”、“左手预防右手”的形式，同一级党委和政府，自己负责自己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这种设计必然导致制度失效。让各级党委来主导自己的反腐败，就会造成这个党委本身是腐败的制度根源，让各级党委来主导自己的预防腐败，就会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形。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之所以比历次运动有效、有力，主要是因为这两方面的改进。首先是这次反腐败主要是由中纪委来主导，中纪委成为唯一的反腐败运动权力中心，改变了原来无人负责的情形。现在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谁在负责反腐败，发现了腐败应当找谁去。其次，这个设置也确立了中纪委的权威。从横向看，中纪委派驻反腐败机构和人员进驻中央各领导部门和部委，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各领导部门和部委自己的腐败自己反。 　　从纵向看，现在实行的是“下管一级”制度，就是省一级的反腐败运动直接由中纪委来进行，也改变了以往省委自己的腐败自己反的局面。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制度变化，很难想象能够查处从“苍蝇”到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大老虎”的各级官员。可以预见，在这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过后，这些有效的制度会更加制度化，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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