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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对华外交的家族DNA | |
http://www.CRNTT.com 2014-06-24 14:08:02 |
就在这种恢复邦交和扩大交流的呼应中,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关于邀请中国通商使节团的决议》。为此,日本国际贸促会会长村田省藏访华,向中国国际贸促会正式提出邀请。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互动,加上日本社会对在华日本战犯问题、日侨和残留孤儿归国等问题的关注,中日关系在鸠山一郎第一个首相任期内似乎出现了正常化的前景。但事态的发展并不顺利,日本政府的态度逐渐从先前的积极转为消极,后来不少日本学者归因于美国,即鸠山政府在冷战体制下实际的外交活动,仍必须服从美国对其所规范的国际政治秩序。 鸠山一郎在实现了日苏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间日侨、战犯问题基本解决并亲眼看到日本加入联合国后,于1956年12月引退。他的亲信部下、后继首相石桥湛三很快于3个月后因病辞职,由外相岸信介接任。值得一提的是,石桥因其反战和促进日本与中苏交往等主张,成为日本鸽派著名的精神领袖,他对促进恢复中日友好关系起到重要影响。由于美国当时的亚洲策略不允许日本与新中国发展政治关系,为此美国早就大举释放日本嫌疑战犯,以精心布局其在日本政商军各界的人事基础,岸信介就是这种人事组织的支柱型人物。 日本侵华期间,岸信介曾任伪满洲国的实业部次长,后又入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大臣,战后被作为甲级嫌疑战犯收监3年多。扶植这样的人选上台,一方面迎合了美国冷战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庇护了在战前就极力鼓吹侵华的日本右翼势力,力求在日本构建一个追随美国冷战思维和敌视中国的复合结构,以打击鸠山和石桥时代开始形成的对华友好民意。其实,安倍亲族里还有一位更有名的甲级战犯—佐藤荣作的妻舅,即妄言“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松冈洋右,松冈不仅利用其外相的身份多次在国际上为日本的侵略行为狡辩,而且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概不认罪,后来他病死在远东军事法庭宣判前,遗言为“无悔无怨上黄泉”。 岸信介对新中国的敌意 美国不但在政策上支持岸信介,而且大力奥援岸信介的“亲美反华派”分子竞选各级议员。正因与美国有这层形同再造的关系,岸上台后的系列“亲美反华”行径就不足为怪了。 亲美方面,新安保条约的签订是岸本人最为得意的“勋业”。规定美军在日本驻军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1961年到期,为了修订新的《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岸信介率全权代表团飞华盛顿谈判。岸自诩,相比旧安保,他努力增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并且保住了日本修宪可能的苗头(在修宪问题上,岸信介与鸠山一郎并无本质区别)。但日本国民最关注的几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驻日美军的刑事裁判权问题、驻日美军基地的核武器化问题,等等。因此,自日美开始修约谈判起,日本国民就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新安保斗争。 1959年初,岸信介去华盛顿在新安保条约上签字。归国后等待他的是几十万人的示威队伍包围国会议事堂。5月,不顾在野党缺席,他强行通过批准新安保条约。翌年6月,他被刺成重伤。面对激烈的反新安保斗争,且担心艾森豪威尔访日遇到意外,岸信介宣布隐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了和美国签订新安保条约,岸信介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政治生命,由此新安保条约也注定成为安倍家族的政治传统和资产。其影响不论在之后担任日相的佐藤荣作,还是今天的安倍晋三身上,都得到了几乎一以贯之的继承,但在对美要价上也逐层加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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