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从强刺激到深改革：宏观调控模式亟待创新

http://www.CRNTT.com   2014-05-15 08:41:28

首先，传统宏观调控方式的后遗症日渐明显，老的调控理念和路径已经难以为继。一是老的调控方式是一种增长导向型的调控，容易造成更多的经济波动和更短的波动周期，往往越是调控经济，增长波动性越强，所谓多年来形成的“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调就收，一收就死”的调控怪圈，其背后就是“唯GDP的调控思维”。二是老的调控方式实际上带来很多失误和后遗症，例如现存的产能过剩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影子银行问题、房地产行业的风险等，这些问题与风险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其初始原因就是不恰当的宏观调控方式；尤其是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结构性困境，在宏观层面上，突出表现为原有的货币发行思路与实体经济增长率不一致，即现有的货币发行实际上已经无法形成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率；而微观层面上，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框架下，企业投资预期利润率与银行利息率不匹配，即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微观投资意愿严重不足，这可能是目前宏观调控遇到的一个大难题。三是老的宏观调控更多注重政策性调节，忽视深化改革，甚至以宏观调控代替深化改革，造成政府职能转型缓慢，行政性审批制度改革和负面清单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 　　其次，全球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有了新变化和新趋势，客观上要求改革和创新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从短期来看，2014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实时退出，势必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与货币发行的再平衡，受其影响，欧洲和日本可能会有所动作，这些变量和不确定性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新兴市场和中国经济造成新的冲击，中国宏观调控在短期内必须对应全球经济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改变做出及时调整；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运行和贸易规则正面临重构和重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强调贸易和货物流动的便利化，现在强调投资便利化，因此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为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平竞争、投资准入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和投资便利化创造条件。同时全球经济市场和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重构，都要求宏观调控更加突出市场化以及贸易更加便利化的新要求，因此必须改革政府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事物的管理。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的新问题、新需求也需要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下，经济增长是稳定的，而不是过去大起大落的超常规增长；是一个内生性的增长，而不是仅仅依靠政策变量刺激产生的，有着大量后遗症的增长；是一个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追求GDP、盲目扩张的增长；是一个更强调经济增长效率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体现增长率的增长；是一个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付出巨大生态代价、低效率使用资源能源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必须把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为首要任务，而非简单以增长优先为导向和目标。 　　必须实现包容性发展与内生性增长新目标 　　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两大发展目标：一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二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形成内生性增长机制。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或者说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战略性任务就是防止经济发展中出现增长速度下降、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升级困难、技术创新缓慢、社会矛盾激化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就是经济增长源泉与动力枯竭，导致增速放缓；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扩大，使得经济社会系统长时期缺乏动力，尤其缺乏创新发展的新引擎，进而引发系统性矛盾。 　　就中国发展而言，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速放慢，以及二者交织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新矛盾。未来8-10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一旦跨越成功，中国会顺利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基于此，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必须把重点放在如下两方面：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