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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但知识人往往是将报刊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并不遵循现代报刊所要求的说理规则，甚至经常有人滥用言论自由，虚构事实为自身的“说理”提供事实根据（比如清末反满意识的宣传）。报刊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的竞逐之地。清末《时务报》汪康年就曾经对这种混淆自由与责任的报刊文化痛加针砭：“报章之自由，固有无如今日吾国之京城者，上自王公，下至编氓，任意诋毁，莫或过问，甚至加入以极不堪之名目，诬人以无理由之事实，或形容闺阃，或演说隐匿，而莫或与办，一任夸张，吾谓言论自由，此为最矣。虽然，此非正理也。凡有法之国，其范围一切，皆极严密，虽保护言论之自由，然若出于捏造诬指，则所以罚之者亦极厉。” 　　晚清以降，报刊文化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种报刊文化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引入了新知，但同时也不乏意识形态的争夺。这是一个“报纸营造名士”和“名士营造报纸”的双重过程。依照史家杨国强的研究，其中不乏暗中操纵舆论（“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或者是公器私用，将报刊当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夫报馆者，国民舆论之利刃也，仁人义士持之，足卫国并以保民，若挟意气报私仇，持此以为凶器，复与独夫民贼何异”）。 　　杨先生对清末民初的这段舆论史有深刻的洞察：“以当时的中国而论，则舆论从一开始就不在理想的状态之中。旧日的清议能够成为天下之公议，全在于清议出自统一的观念而代表统一的价值。因此个体虽然各异，而清议则能以其统一的观念和价值维持评判和褒贬的统一。然而当中国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之后，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也随之开始破碎。作为替代的东西，继之普照一时的西学自外而入，又各有流派。而后是士议转为舆论，不能不向西学讨观念和价值，与之为因果，则舆论以西学为谛义，也不能不各成流派。所以，晚清末期由报纸表达的舆论天然是一种不相统一的东西……不相统一的舆论更容易因没有章法而节节脱轨，变成可以操弄的东西。”知识人这种依托媒介自以为是的习性，在一种媒体文化造就的虚荣和政治文化形成的挤压之中，形成了一种不负责任放言高论的自恋意识。而当统一的价值体系崩解之后，公共说理就成了言人人殊，甚至鸡同鸭讲。共识缺乏，真理黯然，意见和偏见就成了言论市场上喧嚣一时的话语泡沫。 　　有着统一的义理和知识背景的传统在公共空间中被瓦解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主义”崛起的时代，主义之间，各执一端，互相争逐，难以妥协。如何在缺乏深厚说理文化传统，同时又被20世纪的意识形态迷雾影响过的中国，滋养一种新的说理文化来培养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扰当今知识界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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