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中评社北京1月18日讯／“过去读史，以为1940年代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后，只是中共根据地异常艰苦，乃集中精力开展大生产，佐以精兵简政等措施，未尝想到国民党抗日部队亦面临如此空前之困难，而且还没有类似中共的大生产运动；过去常讲美国运输大队长给蒋介石运来枪炮物资，国军是美式装备，耀武扬威，吃的是美国罐头，喝的是美国威士忌，未尝想到美国大兵之来，甚至成为抗战末期压垮国民党的最后的稻草之一。以国民政府军上述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在对日作战及对中共作战中常常处于下风，甚至大批大批转投中共，一教育、一诉苦就可以调转枪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同时也反映出，官兵生活得不好，决不是小事，它足以撼动军政大局。”《同舟共进》杂志今天刊载文章《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全文如下： 　　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由于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战争的巨大消耗，陪都的经济环境变得恶劣，生活条件日益艰苦。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百姓生活状况趋于恶化，情况越来越糟。本文拟从生活在战时陪都一些人士的日记与回忆录中，撷取不同的侧面（其中某些地方似曾一直为人们所忽略），以使读者得到一些直观的印象。  【简陋的办公与住宿条件】  　　在战时重庆，沈剑虹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科科长，国际宣传处撤退到重庆后，“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主任、科员、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  　　嘉陵宾馆，在当时的重庆是众人瞩目之地。1940年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请全体中委的晚宴就在此处举行。但这一战时陪都最好的宾馆档次究竟如何，顾维钧有一个有趣的回忆可供参考。1942年10月，他从驻英大使任上回重庆述职，“我听说这是重庆设备最好的旅馆，必要的卫生设备齐全，但不足之处甚多。房间里的电铃没有电，不响。抽水马桶因水管损坏，不能自动冲洗。夜间，灯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闻一闻来辨别是哪种食物。但是，这是整个重庆最好的旅馆……我睡在一张类似我在国外监狱看见过的那种简陋的铁床上，又小又窄，而且油漆剥落。我暗思，中国处在战争状态中毕竟已有五年之久了。”（《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可能战时重庆的居住条件确实较差，冯玉祥贵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看到一些人住洋楼，也表示愤愤不平：“因为我是个丘八出身，忍不住，没涵养，听说巴中周围的洋楼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这些少爷小姐们，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到这里的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面，为什么这样办，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抗战，什么是打仗。”（《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6月11日）  　　蒋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东北接收主官等要职，战时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身份赴欧美访问的熊式辉，1943年4月15日回到重庆，发现他的家人、亲友也很不宽裕，“住”是一大难题：“行装甫卸，纷纷于亲友之往来访问，所见一般衣衫多不齐整，午至山洞与家人团聚，居室服食，甚为简陋，但重见诸儿女甚乐，俱未言苦，城内屋租奇昂、无所居处，晚借空军招待所暂寓。”（《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  　　1939年3月，浦薛凤至重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之职，“初到时即闻房荒。时有谋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谋事易之谚。以各大学而论，确有一个家庭挤住一间房子者。中央大学之建筑，全属临时性质。一切竹撑泥墙，因陋就简。大抵一家只一间房。一般公务员宿舍亦挤得不堪言状。大房间要住十余人，小房间要住三四人。携带家眷者更觉痛苦。”  　　不过，孙科的住房似乎较好，在嘉陵江边盖了一所“圆庐”作公馆，据说是由他的“二夫人”蓝妮出资所建。建成后，蓝妮以圆庐主妇的身份陪伴孙科，招待来宾。但住不到几年，蓝妮还是嫌轰炸威胁下的重庆生活单调，且时处险境，于1940年重返日伪占领下鱼龙混杂、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日伪要人之间，如鱼得水。战后且让孙科出面为这位“敝眷”索回被查封的财产，闹得满城风雨。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