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看三中全会会怎样壮士断腕

http://www.CRNTT.com   2013-11-12 10:50:21

中评社北京11月12日讯／从前天开始，中国进入了三中全会时间段。对在由高速增长走向中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之时举行的这次全会，国际舆论关注焦点始终集中在中国经济改革要往哪里去这一点上：面对WTO经贸规则正逐渐被TTO、TTIP、TISA等所颠覆的大趋势，中国将迈出怎样的推进改革新步伐？能否通过扩大内需等结构改革确立未来稳定增长的新路线？中国会确定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吗？学者巩胜利撰文《看三中全会会怎样壮士断腕》，详论如下 　　中国经济正进入大转折期，大家强烈期待着改革的新方向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事关国家根基的稳定，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都是最难啃的骨头。中国智库的一项课题研究进而建议，“新一轮改革应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如能深化改革释放的改革红利，将消解上一轮改革阶段积累的体质机制性矛盾，疏通社会不公的梗阻，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四个文明”的升华。 　　从前天开始，中国进入了三中全会时间段。 　　对在由高速增长走向中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之时举行的这次全会，国际舆论关注焦点始终集中在中国经济改革要往哪里去这一点上：面对WTO经贸规则正逐渐被TTO、TTIP、TISA等所颠覆的大趋势，中国将迈出怎样的推进改革新步伐？能否通过扩大内需等结构改革确立未来稳定增长的新路线？中国会确定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吗？ 　　一段时期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G20峰会、亚太领导峰会时，都强调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经济兼容的决心。李克强总理更在多个场合表示，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提出要 “兼顾增长和改革”并与世界各国“分享红利”。显然，与他国分享中国红利、保持平衡并非易事。中国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利用市场力量提高效率，改变依赖过剩投资的经济体制。如能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的红利，将消解上一轮改革阶段积累的体制机制性矛盾，疏通社会不公的梗阻，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四个文明”的升华，使中国发展模式成为全球新样板。 　　当然，中国经济的第一拉动依然是投资驱动。实际上，在内地及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仍十分落后，应对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设施还不太完善。但是，由于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庞大的投融资资金流入了国有企业，导致设备投资过剩、钢铁业依然巨亏和房地产价格暴涨。而钢铁和造船等重工业企业的设备开工率目前仅为7成左右，一些产业和设备过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依赖投资的政策运作如果稍有偏差，将导致上述问题进一步恶化。此外，资金大量流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民间技术革新和新商业模式无法得到扶植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 　　也有评论认为，中国经济正进入大转折期，大家强烈期待着改革的新方向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事关国家根基的稳定，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都是最难啃的骨头。中国智库的一项课题研究进而建议，“新一轮改革应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还有分析推断，未来的中国很可能是个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强格局”，“两强”同步的格局如何有效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全局，则是个巨大的问号。有分析特别提出，强势政府，绝不是指强势干预市场，而是强势服务市场；强势市场也绝不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市场。衡量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客观标尺，不应是政府机构上级对下级的考评，而应是民意和民心。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应是思想意识的转变，从把持权力管人转到放权服务民众，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简政放权。 　　10年来政府出台了43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而房价却上涨10倍，致使国策几乎成一纸空文，并架空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无疑，中国房地产市场改革的唯一法则，就是用市场之手，而不是用政府之手，找到出路。这涉及土地改革，土地与房地产确权以及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两大棘手难题。一个月前，新华社评论发问：中国“房子70年后怎么办？”70年后土地使用权怎么办，不仅是购房者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国家改革继续发展完善所必须给出的一个历史回答。 　　“两元”户口牵扯特权、权力阶层60多年的利益。目前我国已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如果他们能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享受国民待遇，意味着债务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还将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财税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很难平衡——地方政府怎样施政？自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各级政府的规范税收收入减少。这个难题怎么解？还需要寻求超大智慧。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已发生颠覆性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是必然的要求，中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造一个整体、良好的外部环境。但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无法适应这种新要求，既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活动、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使中国难以充分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 　　为此，涉外经济领域改革，首先要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长效、持续的投资环境。具体而言，这包括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进而向全中国深化辐射和延伸等多个方面。 　　在160个服务部门中，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开放的部门为100个左右，但不附加条件完全开放的部门不到30个。要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和转型升级，对内要放松规则，对外要扩大开放。未来重点要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开放，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另一个重点是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以及推进外贸体制改革。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最富挑战性的，还是如何全力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经贸游戏规则的建树能力。这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在相应规则、货币、产业布局、服务业领域等各方面加快对外谈判体制的改革，改进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决策协调机制，改具有“一票否决权”特点的部门会签制为牵头部门负责制；加快改革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完善产业救济机制；在中国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的机制，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建立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等。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13年11月11日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