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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馆市坚持61年祭奠二战死难中国人

http://www.CRNTT.com   2013-08-15 13:54:10

历史醒来 　　也是在1987年，王红父女从《解放军报》上看到耿淳的消息，就和耿淳通上了信。 　　当时40岁的王红，此前只从妈妈嘴里听说过父亲被抓到日本，有过暴动。但是，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被调查，“历史不清”，对儿女也有所影响。因此家里人不知道具体情况，父亲也讳莫如深，从来不谈。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我们谁都没从民族的高度来看花冈事件，是后来才明白的。”王红说。她已经多年参加大馆市的“6.30”祭奠。2013年由于患病，她未能参加。 　　在知道大馆市数十年坚持纪念遇难中国劳工后，幸存的老人百感交集。但他们都认为，这就是最终的结果。没想到，这只是今后20多年抗争的开始。 　　1988年10月，一个改变他们想法的人，“从天而降”。 　　他是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他从日本飞到河南开封，见到了花冈事件的幸存者耿淳、王敏、张兆国、刘玉清。 　　当时，王红陪着父亲去了开封，她以为就是老难友的一次聚会，“爸年纪大了，我陪他去，照顾一下。” 　　“没想到，一下飞机，林先生就对着老人拍个不停。我从那时才知道，老人们的历史那么悲壮，为什么这段历史却在祖国被埋没呢？”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战争的加害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花冈矿山的企业主——鹿岛组社长鹿岛守之助，在战后官运发达，就任日本内阁国务大臣。他坚定支持右翼首相岸信介，对战后日本反华政策有很大影响。 　　在对华立场上，鹿岛死抱着日台条约，反对中日恢复邦交。1964年3月，他在日本国会宣扬，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于是，1989年12月，以耿淳为首的花冈惨案幸存者，第一次对鹿岛建设公司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公开谢罪、赔偿、建立纪念馆的三项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民间开始启动对日赔偿。1987年9月有湖北省的李固平，1991年3月是北京的童增，他们先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对日赔偿问题。”长期研究强掳劳工问题的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同时，在林伯耀的支持下，河北大学的刘宝辰教授带着学生开始寻找花冈事件幸存者。从那时到现在，谷地田恒夫总计39次来华，为幸存者做调查和记录。 　　1990年11月9日，幸存的39名老人来到北京，挂起了白纸黑字的“奠”字。这是中国国内的首次“花冈事件殉难者追悼大会”。 　　一次，谷地田恒夫和夫人到北京参加幸存者会议。在走廊里，他们看到一位幸存老人久久站在门外。 　　“您怎么不进去？”夫人问道。 　　老人的回答里有仇恨和恐惧：“我不想看到日本人！”他讲述了当年的回忆，痛哭失声。 　　1992年，在人民大会堂，花冈事件幸存者代表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亲切接见。重视历史的春风，缓缓吹动。 　　1993年6月29日，又一个“6.30”的前一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大力推动下，《花冈悲歌》展览在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 　　一个身份最为特殊的大馆来客，来到了开幕式现场。 　　这个浓眉、圆脸的老人叫越后谷义勇，当年的日本监工。当年，他没有侮辱虐待中国劳工，还暗中帮助他们，被称为“小孩太君”。1945年6月27日是他值夜班，劳工们不忍心杀害他，才把暴动推迟了三天，改为6月30日。 　　几十年后，越后谷义勇才终于知道了这段缘由。当终于见到劳工幸存者时，作为一个不能言语的偏瘫病人，他只能一次次嚎啕大哭。 　　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却主动蹲了下来，拿起了毛巾，温和地擦着这个日本人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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