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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里那场名媛派对

http://www.CRNTT.com   2013-04-08 14:17:57

抛头露面争女权 　　从深闺走向社交舞台，从主妇变成名媛，民国年代名门女子形象的转变源于受教育权的普及，而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风潮带来的发展。 　　19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女权运动的萌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开启了200多年女权运动历程。她在书中为女性要求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区别。 　　少数男性学者站到了女权阵营，穆勒1869年出版了《女性的屈从地位》，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他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的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 　　女性政治权利的基础是受教育权。对女子智力的质疑在学术界持续很久，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引起女权主义者激烈争论。一战后很多女童直接进入原来只收男童的学校。 　　西风东渐，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男性纷纷著书立说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1922年，梁启超作了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认为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但知识分子的摩登做派只有些许象征意义，女学的普及并没有立即推动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 　　西方女权主义先驱在手铐和警棍下争取到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规定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女性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1920年8月美国女性的选举权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欧美国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 　　中国女性实现政治权利比西方晚得多。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 　　名门女子获得了受教育权后，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只是“有知识的女主人”。念过洋学堂的小姐嫁人时有了更多资本，女塾最重视家政课、音乐艺术等课程，像是一条生产“太太”的流水线。 　　名媛的特质是优雅、有学识、善社交，但普遍漠视政治。就像沃斯通克拉夫特说过的，男性让女性“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成为“文雅的家畜”，要求女性“有迷人的温柔，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 　　但随着革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有一些女性在受过西方教育后，开始不满于现状。出身大资产阶级的名门淑女为争取女子权利而走上社会舞台，涌现不少领风气之先的名媛。顾维钧的第二任夫人黄蕙兰凭借娘家的财力和自身的社交手腕帮助丈夫的外交事业，提升了中国的外交形象。女性在商界也表现不俗，如果说陆小曼和友人开办女子服装公司是玩票性质，董竹君创立锦江饭店却是一展女性经商的非凡才干。追求婚姻自由也成为一种风潮，比如与名伶周信芳私奔的富家千金裘丽琳，还有“百货大王”之女郭婉莹。 　　民国时代“名媛”的流风余韵在1949年后进入了故纸堆。如今新富阶层沾沾自喜，“名媛”又成宠儿。 　　古时认为“做官三代，方会读书吃饭”，没有几代世家之风的熏陶，是不会被称为名媛的。而1949年以后各阶级之间的差别消除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名媛”有了更宽泛的概念，基本上等同于富家女。 　　其实这和“名媛”最初的概念很像。根据美国社会学家T.Veblen的研究，“名媛”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当时出现一群不具贵族血统的新富阶级，因投资金融事业一夜致富，这些暴发户的妻子女儿为了向世人炫耀财富，身着华服出入社交场合，跻身上流社会，由于不具有伯爵夫人、公主等贵族称谓，被统称为“名媛”。 　　也就是说，“名媛”追本溯源就带着暴发户的色彩，并没有纯粹的贵族血统。追古抚今，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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