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头条新闻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 
金雁:俄罗斯超国家梦想

http://www.CRNTT.com   2013-03-28 10:21:38  


 
  新瓶装旧酒?

  以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展现集团力量的思想在俄罗斯由来已久。谁都知道,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依托一个国际组织以壮声势。历代沙皇,从斯大林到普京,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变幻,外交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一直强调他们的国家像一架没有围栏的婴儿车,在地缘政治上缺乏防御能力,又强调俄罗斯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需要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的地缘战略和卫星国家的扈从。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图景中,它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的民族积淀,以及西欧、北欧国家领先于俄罗斯崛起的刺激,更有历史上蒙古人240年统治的记忆,使俄罗斯人头脑中有一种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加之靠中央政权对外扩张得来的辽阔领土造成的鞭长莫及的紧张感,总感觉别国都在觊觎它的领土。最后,在其国土上众多后进入帝国版图内民族,导致了国家民族代码识别的复杂性,使民族性的归属和身份认同具有宜散不宜合的特点。不占人口多数的俄罗斯“霸权性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俄罗斯的国土安全意识强烈和不易摆脱超国家的梦想。

  久而久之,这些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很敏感的自觉意识。在国境线以外寻找更大的安全空间是俄罗斯既定国策。它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它把被包裹在中心地带的心理需求变成了一个主流社会心态。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和特殊地位”。苏联剧变以后,俄国一度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上消失,大国自豪感不再引发的全民族的失落和不平衡心态形成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收缩即灾难”。就像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的:“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它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1994年,14页。)

  叶利钦时代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俄罗斯的吸引力下降,北约蚕食般地步步逼近,环俄罗斯的一些独联体国家在“颜色革命”下倒戈,使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普京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国际地位下降,“我们暴露了弱点,而弱者总是会挨打,某些人希望从我们这里抢走一块肥肉,另一些人则充当了帮凶。”所以,积极主导欧亚地区事务,重返集体安全组织的领头羊角色,成为了俄罗斯的当务之急。

  在苏俄历史上曾经数度经历过意识形态霸权和民族主义霸权互换的过程,两者间的交替升降,表面上看差异很大,实则基于俄罗斯利益考虑的心态并没有改变。尤其是苏联社会制度变迁,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消耗殆尽以后,公众的感情朝着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观转移越发不可抑制。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有巨大的领土、巨大的核武器库、巨大的经济潜力,同时还具备掌握宇宙空间的技术,但是它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与这些“能量”严重不匹配,于是滋生了大众追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土壤。毫无疑问,普京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支持率是考虑到了这种社会情绪的,或者说他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以达到调动俄罗斯基层情感的目的。这是他屡试不爽的“借用传统”实行“内伤外治”的一种政治手段。

  普京本质上是想把新民族主义打造成对内的一种精神和意识形态,对外的一种软实力,以此服务于俄国的整体发展和强国战略,为了克服俄国历史的不稳定性和文明选择的难题,俄国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它们要么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要么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力的作用。这种思想曾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往往一种表现形式衰落后,就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我们在目前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仍能嗅觉到历史气息的遗留。

 “第三罗马”:宗教“超国家”思想

  “第三罗马”是一个宗教概念,按理说与世俗的治国理念并没有什么瓜葛,但是它却给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注入了一种穿透性的理念,使其经久不衰。众所周知,欧洲民族都愿意以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自居,一方面可以表明其来源的合法性,另外也可借此大旗整合诸侯林立的欧洲大陆,以实现欧洲大一统思想。法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自称来自罗马人的直系,日尔曼人号称“神圣罗马帝国”,而俄罗斯是后崛起国家,只能从与东罗马(拜占庭)的渊源上做文章,而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宗教的继承关系。

  古罗斯人原来是多神崇拜,988年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经过6个世纪的演化,外来宗教终于成为罗斯的民族宗教,包括农民在内的人都称自己是基督徒(古俄语基督徒和农民是同一个词)。蒙古入侵以后,由于其宗教宽容政策,不断选举罗斯人担任主教和都主教(原来由希腊人担任),但是都被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拒绝。由于奥斯曼帝国威胁加强,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通过东西教会联合会议,不久君士坦丁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在罗斯人看来,这恰恰证明是希腊人对西方教会的投降、导致对上帝不虔诚造成的恶果,这是上帝对他们游离的原始宗教观念的惩罚。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