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 |
五十三年寻父苦旅 | |
http://www.CRNTT.com 2013-02-18 11:02:01 |
“为啥饥荒?大炼钢铁,好劳力都去炼钢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农田没人搞,红薯都烂在地里。”蒋宜权说,虽然粮食减产,但当时各县市却热衷于“放高产卫星”。在虚报的产量数字下,公粮的“过头”收购,使农民失去了赖以果腹的口粮。 在蒋氏姐弟的记忆里,父亲蒋泽禄秉性率直执拗,敢怒敢言。事实上,他早在1955年就因强烈质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被司法机关以造谣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罪名判处管制一年。 而在1959年上半年,他就开始不断抱怨集体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多次与炊事员发生争吵,亦引发了生产队干部的不满和怨恨。 “当时父亲看着家里我们这些孩子饿得哇哇大哭,而心里着急。”蒋宜权说,父亲每次手捧半碗照得见人的稀粥,都会和食堂打饭的人大声争执:“我那么多娃儿,这点清汤寡水怎么活?” 1959年12月,蒋泽禄被抓一个月后,被丰都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盗分集体粮食,因“闹粮”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蒋泽禄从此再也没能平安归来,和家人团聚。他从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其四子蒋宜生和五子蒋宜林早已记不得父亲的相貌。 受累的家人 蒋泽禄被带走时,他的六个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才两岁。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妻子范素珍和大女儿蒋宜珍的肩上。 范素珍每天使劲挣工分,否则就要被往脖子上“挂粪桶”,得不到“大锅饭”的份儿,全家老小就只有挨饿。全国大饥荒中,食不果腹,饥民遍野。为了给家里节省口粮,大女儿蒋宜珍无奈只得早早嫁给了邻村人。 蒋宜珍每天凌晨4点起床,提个篼篼,到河沟和山上挖野菜,步行送到三公里开外的娘家,再折返婆家干活,每天跑两趟,这样的劳苦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年,直到将几个兄弟在苦难中拉扯大。 蒋泽禄的身陷囹圄,不止在生活上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更严重的是,家庭成分一下子由“中农”变成了“反革命”。这个政治标签竟然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制其子女数十年之久,备受歧视、欺压和不公平待遇。 蒋宜珍的丈夫陈天祥参加过西藏平叛战役和对印度自卫反击战。退役后被安排在丰都县龙头乡任武装部长,但由于岳父“反革命”身份问题,后被撤职回家务农。 次子蒋宜友,父亲被抓走后被村里强制安排到处做苦力,曾在修建水库时差点被累死。由于父亲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对象,直到42岁时才成家。 三子蒋宜权,父亲走后,家里经济困难,是在老师杨荣开的经济资助下才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丰都中学。“全年级150个学生只考上两个,我是其中之一。”蒋宜权说,但在初一下学期,学校在调查学生家庭背景时发现他父亲蒋泽禄系“反革命”。他终被勒令退学,连资助他的老师亦受到牵连。 四子蒋宜生,父亲被抓时仅10岁,因是“反革命”的儿子,本村学校不接受他入学,最后只得去大姐所嫁的邻村上学,总共读了一年半书。后来参军时体检合格,但终因父亲问题被拒绝入伍,只好干石匠活帮衬家里。 五子蒋宜林,也由于父亲的问题造成小学毕业后不能升学,还曾因旁人给的一片豆荚被误以为他所偷而被生产队队长打得半死,造成耳聋齿落,至今听力困难。 六子蒋宜宽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名列前茅,同学中好多成绩比其差的目前都已身居要职,而他由于父亲的问题无法升学,只能在家务农。 蒋宜权回忆起往事,至今还愤愤不平:“因为是‘反革命’家庭,生产队一旦有苦活累活脏活,一定是派我们兄弟去干。这种受歧视的苦难状态,一直持续到包产到户才结束。” 而一提到母亲范素珍,蒋宜宽就情绪失控,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父亲被带走时我才两岁,每天跟着母亲上山挖野菜,经常看到她抹泪。她经常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出门不敢抬头,整天以泪洗面。” “父亲音信全无几年后,亲戚们看到母亲还年轻,一个人拉扯这么多孩子太苦,就劝她改嫁,她听不进去,总说父亲有一天会回来,就算等一辈子她也要等。” 但这一等,竟是遥遥无期。1984年12月,范素珍因心力交瘁郁郁而终。“我忘不了她那双眼睛,死后一直睁着。临终时,她抓住二哥蒋宜权的手,叮嘱他无论如何要找到父亲的尸骨,哪怕两块也行,好和她合葬在一起。”范宜宽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