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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如何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http://www.CRNTT.com   2012-07-03 08:57:43

当代中国是什么？ 　　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现在的局面是执政党意识形态急剧衰落，国家缺失核心价值，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群体，对中国本身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感。更进一步，外在世界对中国的意识更糟糕。人们只看到中国在崛起，影响在增加，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可以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们看不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意义。于是，人们感觉到恐惧，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年里，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有关方面开始花大力气，向外推广所谓的“软力量”。但问题是，在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哪里去寻找软力量呢？是数千年之前的孔子吗？但孔子能代表中国吗？孔子回答不了人们心里的有关当代中国的问题。人们要知道的是，当代中国是什么？ 　　各种进口思想和知识体系既不能满足内部的需求，对外更是毫无吸引力。无论从内外需求来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负责的知识体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现实，指导中国的实践，并且也能“出口”到外国，以中国“软力量”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思想和知识市场上。 要生产出负责的知识体系，首先就需要造就一大批负责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造就出这样一大批知识分子呢？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政府和知识之间的边界。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迫切需要回答。 　　在传统中国，提供知识的是儒家。因为儒家被整合进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即士大夫阶层），政府一直是知识的主要提供者。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尽管政府也同样养着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政府知识分子），但这个群体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提供社会所需的知识了。（实际上，这个群体必须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负起主要的责任。） 　　即使政府能够担负起传统社会那样的提供知识的责任，政府所提供的知识，仍然很难满足现代多元社会的多元需求。因此，要承认政府本身很难再扮演知识提供者的角色，更不用说知识的创造者了。不过，政府可以是知识的使用者。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就要在自己和知识分子之间确立一个边界，要容许知识分子在独立的天地里自主地创造知识。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主动负责，为知识分子搭建一个有效的创造平台，那就是自由。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政府的传统不改变，知识分子创造知识的使命感无从建立。 　　同样重要的是，知识和经济之间的边界也必须得到确立。前面讨论过，历史上，在西方，知识和经济（即商业）结成了联盟；而在中国，知识和政治结成了联盟。但这个局面正在急剧地改变。中国数千年“士、农、工、商”的文化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一直远离商业。在传统意识形态下，知识分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商业革命的大潮。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大潮，已经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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