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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社会矛盾是再改革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12-04-26 10:27:11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 　　时代周报：您曾多次提出改革要从县级政府开始，县政改革要如何改？ 　　于建嵘：县政改革需培育地方政治家。现在县乡干部异地为官存在很大问题，其中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政治资源分配不公平、反腐败成本等都在增加。其次，司法地方化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司法机关成为了某些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县级法院要改为由省直管，人、财、物脱离地方，这是可以做到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犯了错，法院要敢判，这样判决下来老百姓还不相信司法吗？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后门，难度大了。而且法官不要是本地人，而要实行流动制，还要实行终生责任追究，不管到了什么地方，追究到底。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减少腐败，侵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也少了，然后慢慢走向平稳，平稳后进行下一步改革。即放开社会组织、放开媒体，媒体现在也不可能完全放开，但起码要保证不因言获罪。10年内要制定《新闻法》，这是历史潮流，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媒体的开放，不过最核心的东西没有。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即改革进入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企图固化现有利益格局，改革动力已经丧失，您是否认同？继续改革的动力何在？ 　　于建嵘：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到今天，一方面社会利益固化，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增加。这么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所以并不完全固化。现在维稳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这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维权活动给社会统治带来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就必然要采取措施。 　　这种挑战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农村之所以要免除农业税，不是因为突然的开明，而是当时的社会压力，湖南农民出来搞农会，导致征税成本增加。改革的动力就包括统治者管理成本的增加，因为管理成本增加、社会反抗增加，就必然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 　　总而言之，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我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推进县级政权改革，放开人大选举，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维护公民法定权利。我称之为“必由之路”。不管有钱或没钱的，都不愿意社会动荡的爆发，博弈的本身就是力量，力量的中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方向性问题，所以一定要对中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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