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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 |
http://www.CRNTT.com 2011-09-27 11:03:33 |
政治控制制约知识创新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开。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对现行政治应当有个新的定义。现在的政治是知识体系的阻力,因为其强调的是控制。政治一方面要从知识体系领域撤出来,另一方面要为知识体系的创造者,造就有利的环境来进行知识创新。现在的政治控制必须通过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要意识到,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传统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因为知识体系是人创造的,行政不可避免。高教、研究所、智库等知识生产组织不可避免行政管理。撤出政治,强化行政,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生产。 第二,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现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经费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有效经济手段,是思想意识的控制体,通过行政管理手段体现在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 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仅仅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怎么办?应当把大部分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同时,基金制度要透明化。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经验,不难学。 第三,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当然,评审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生产的评审制度。在西方,评审制度本来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事情,和政府毫无关系。并且,西方的评审制度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和平台。但到了中国,评审制度就成为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这就是说,要把评审制度从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给专业人才。再者,评审制度的内容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内容管理来促进知识体系的生产。比如说,可以鼓励那些有“宏大的论述”的作品的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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