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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

http://www.CRNTT.com   2011-06-18 10: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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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19日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自由流动日益活跃,一般来说,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流动的正面意义,包括权利的渐次落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等等,但是,被人忽视的是,这一自由流动背后的驱动机制所可能蕴藏的负面意义,以及其对中国未来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展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背后,乃是两个基本的动力引擎的驱动:第一个引擎来自地方分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政绩的升迁考核标准,使得地区间的竞争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而其表现则是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以及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渐次接受和支持。第二个引擎来自对外开放,曾经一度被看成负担的大量人口,加上相对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使得简单劳动力成为了中国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最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出口业的兴起,都建立在这一资源优势之上,并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但是,上述双引擎驱动机制,固然在很长时间之内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因为两者所遵循的原则毕竟不一样,地方政府再怎么追求经济业绩,其所遵循的也并非完全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资本密集的产业,尽管在其本地最有优势的资源是劳动力,这种政府投资热情与最具优势资源背离的现象,依靠外资和外贸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也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当前政府投资的特定行为方向,在整个中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但绝非轻微的就业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活跃的外向经济的吸引,劳动力也日趋向少数地区聚集。在这种经济发展的逻辑支配下,出现了在地就业紧张和人口外流的长期并存,而笔者以为,由于上述两个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将使得问题不止局限于经济层面,而势必蔓延至社会和政治层面。

  首先,就业困难的推力和外向经济的活跃所带来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相当多的外来劳动者——如果不是说绝大部分的化——将选择在异地长期就业,而不可避免的,就是其生活内容——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也将在异地完成。其次,人口向少数地区的聚集,其规模的扩大,使得异地就业者可以在就业地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加以复制,近年来所披露的事实表明,无论是最早的北京浙江村,还是广东的虎门小金堂,甚至是北京朝阳区一带的外来菜农,都有这种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亲戚、邻里、乡党——在新的就业地重建的现象。最后,异地就业的长期化和人口聚集的规模化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就业地成为其新的家园,而对于那些干脆就在父母的就业地出生或者至少成长的新生代来说,父母的就业地干脆就是其新的故乡,而在以后代的发展为重的中国社会,儿女的新故乡,也势必驱使父母将新家园视作自己的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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